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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在构建“重庆1小时经济圈”社会稳定工作中职能定位的战略思考/王泗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1:52:40  浏览:986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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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在构建“重庆1小时经济圈”社会稳定工作中职能定位的战略思考

铜梁县公安局 王泗友

中共重庆市委结合新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市情,提出了“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战略构想,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率先在西部全面实现小康的一个超常创举。这一创举的实施和实现,不仅对重庆辖区带来巨大的利益辐射,也给3000万重庆人民创造前所未有的福祉,同时,也给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一方平安的公安机关创造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将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公安机关要紧随上级党委和市公安局的步伐,进一步理清思路,找准职能定位,负重拼搏,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为“重庆1小时经济圈”目标的实现,清障铺路,保驾护航,创造稳定、和谐的治安环境。
一、当前影响铜梁社会稳定工作的现状分析
在“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建设框架中,铜梁是渝西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举足轻重的渝西中间部位,不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铜梁的治安状况将对周边区县起到辐射和影响作用,就铜梁县来讲,虽然经济发展总体形势很好,但是从东南西北的情况看,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未来五年,将以兴工富县为核心,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亲和力,塑造城市个性魅力,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三级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5%,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农产品商品率达到80%,城镇化水平达到60%。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县同全市一样,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表现形式是:
(一)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防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措施落实不够。主要表现在:有的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差,容易受到蛊惑和挑唆,对涉及切身利益和大众治安问题认识不足,人生观和世界观不稳定,容易走上极端;一些单位、街道和部门个别负责人对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手不到位,协作配合不力,存在麻痹思想,齐抓共管的措施落实不够;部分村社治保组织工作不力,治安意识不强,对辖区的“两劳”人员和后进青年帮教措施落实不够,对所在区域出现的民间纠纷和事故苗头化解制止不力。因此,导致了很多矛盾纠纷、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侵财案件、上访闹事等案件和事件的发生。
(二)刑事案件发案虽然有所下降,案件总量较大,侵财案件、暴力案件比较突出。以2006年为例,全县共立各类刑事案件xx件,同比2005年xx件下降1.5%,破案xx件(其中破年前隐案xx件、积案xx件),同比2005年xx件上升0.5%,打击处理各类犯罪嫌疑人xx人(其中逮捕xx人,直诉xx人,劳教xx人),同比2005年xx人上升1.9%。全县连续五年保持了刑事发案数下降,破案、打击数上升的良好势头,达到了市公安局提出的“一降两升三无”的总体目标,全县连续五年保持了刑事发案数下降,破案、打击数上升的良好势头,达到了市公安局提出的“一降两升三无”的总体目标。但是,侵财案件占各类刑事案件的比例为77%,十分突出;伤害案件、暴力案件也占30%左右。
(三)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引发的群体性增加,影响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并且处置难度加大。由于企业改制、人事劳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三农”问题、移民安置、以及各类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等因素,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新的群体性事件和闹事苗头,造成集访上访人员增多,处置难度增大。比如,2006年移民、老知青、民办教师、抗旱救灾、川剧团职工、xx部队复退军人等各类热点、难点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历史和机制的原因,在短期内还不能得到根本消除和禁绝。
(四)交通安全方面潜在不安定因素。2006年,虽然全县道路交通事故的各项指数均控制在了上级下达的目标管理任务指数范围内,但形势仍然严峻:主要表现在市场需求与宏观调控产生矛盾,交通运输业不是十分发达,市场需求量不很乐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交通运营业的发展,因而产生了市场需求与宏观调控的不相适应。交通运输业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必须从治本上下功夫,否则,违章、违规运作将无法根治,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五)黄、赌、毒屡禁不止,将逐步延伸到农村,影响将更大。近几年,我们虽然采取一切措施,加大了力度,实施了严厉惩处和打击,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屡查屡禁,屡禁不止。随着“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逐步形成,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富余人员增多,耕地减少,大部分农民将无所事事,特别是一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员,就给黄、赌、毒在农村蔓延创造了条件。
(六)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我县打击处理的情况看,虽然我局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法轮功”顽固分子的教育转化工作,对重点骨干人员逐一落实帮教和监控措施,开展了“春季战役”、“迅雷行动”等专项行动,实现了“法轮功”聚集闹事及赴市到京滋事的“零目标”。但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渗透和破坏活动由于它的反动本质所决定,寻求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和庇护,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卫星电视等高科技手段,与我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而,邪教组织的破坏和渗透活动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可能禁绝。
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定问题趋势预测
“一小时经济圈”不但是各类经济要素最为集中、最为多样、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各类人群活动最为频繁、矛盾最为多发、冲突最为激烈的区域,更是治安状况最为复杂、社会治安形式最为严峻的地区。
(一)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将会进一步增多。随着“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建立,进城务工、经商的人员将会剧增,城乡结合部人员结构复杂,外来暂住人口增多,存在极大的治安隐患,极易引发纠纷和案件。主要是无业闲散人员和外地流窜作案人员将涌进城镇,伺机作案、流窜作案会更突出;加之有的内保部门和街道居民防范松懈,麻痹大意,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和措施,导致撬门入室、抢夺、扒窃案件增多。刑事犯罪中抢劫、盗窃、诈骗等侵财案件仍有可能占较大比例;农村经济案件、乡(镇)、村、社将产生新的腐败案件,黄、赌、毒案件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着遂渝高速公路即将通车,人员流量将增大,商品物资运输量加大,车辆超载超速、客货混装、无证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行驶等情况较多,易于造成群死群伤的交通、爆炸、投毒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酿成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也将增多。
(二)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将会更加突出。在个别乡镇,农民与农民之间为了利益因素,不懂法,不守法,寻求保护,特别农民涌入城镇后,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出现了三五成群、拉帮结伙、攀亲结友、认宗论族的现象。一些宗族势力重新抬头,沉渣泛起,少数人有了矛盾纠纷,不靠组织不靠领导,自行了断,导致了少数不法分子寻衅滋事、聚众械斗、欺压百姓,危害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城乡居民因矛盾纠纷引发的案件呈上升趋势,根据近三年的数据分析,有60%以上的矛盾纠纷,导致了治安案件的发生;有15%的纠纷,直接引发了刑事案件。“重庆1小时经济圈”实施以后,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和征地用地、房屋拆迁,将更大范围地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新一轮的矛盾纠纷将会产生。村社之间、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会不断发生,由各种利益引发的上访、群体性事件将会不断发生,处置难度会更大,涉及警力、精力将会更多,靠现有的警力只能疲于应付,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

(三)农村经济犯罪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势头。我县形成城市群以后,农村经商和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涉税犯罪案件将呈上升趋势。农村地区法制教育、宣传尚未达到应有的力度,少数人纳税意识低下,千方百计偷逃税款甚至暴力抗税,使国家财政收入遭受损失。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将会再上一个台阶,以农民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养殖户、种植户等纳税群体将会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偷税、抗税案件有上升的趋势;在支援和扶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专项资金被不法侵害的比重将会加大,在层层拨付专款的同时,必然形成许多管理漏洞,少数犯罪分子乘机侵害“专项基金”这一特定的标的物,造成侵占、挪用、诈骗农村专项资金案件的增多;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非法金融活动有蔓延之势。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金融行业网点建设及农村金融服务不普及、不完善的空挡,利用亲朋好友、同乡同事等连带关系,进行非法金融活动。

(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逐渐突出:在农村的先富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在每个村几乎都有几户困难户,与先富起来的农户形成明显的反差。而先富阶层大都缺乏回报社会、扶困济危的意识,两个阶层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心理隔阂,滋长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进一步加快,治安管理漏洞增多,新的治安问题增多。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群众必要的思想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群众自身素质得不到有效提高,农民素质参差不齐。随着经济建设用地的不断增加,失地农民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虽然失地农民得到了永久补偿,但这部分劳动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没有一技之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出现了“有岗位、无技能”的现象,有的无工可做,游手好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五)企业改制过程中稳定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所改制的企业资产评估不规范。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改制的企业一方面只注重对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评估,另一方面意图从个人私利出发,侵占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归为已有,更严重的是进行商业贿赂,暗箱操作;导致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交易市场缺乏公开透明度,缺乏机制制约,逃债、漏债现象依然严重;二是不能及时对职工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险关系落实到位,影响职工经济利益。企业经营者对存在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解决,未能妥善处理矛盾,以致引发群体性事件;三是改制后存在的问题。改制后的企业安全稳定工作管理脱节,自身管理松散,他们注重的是经济利益,对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疏忽,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隐患得不到及时排除,长此以往就必然发生不稳定因素。

四、今后工作思路和对策
建设“重庆1小时经济圈”,对我们今后公安工作的开展面临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把确保铜梁政治稳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以发展的眼光认识新情况、分析新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新矛盾、取得新突破,努力维护铜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充分认识社会治安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本着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治安问题严重,就重点解决什么治安问题;什么方式有效,就采取什么方式的原则,不断调整和改进打击工作策略,找准职能定位,在治安防范和打击犯罪工作中体现服务。                                                   
(一)改革警务机制和工作模式,结合“三基”建设工程,全力推行“两驻一巡”,加强基层治安保卫组织建设,科学设置、合理划分、组建农村警务室。
我们将按照重庆市局《全市“三基”工程建设工作会》的精神,尽快结合实际,深入研究,统筹考虑,把警力和精力放在基层,建立和完善农村治安保卫组织,落实治安保卫责任制度,让村一级组织真正发挥作用,形成群防群治“大治安”网络。在农村地区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按治安状况相对复杂的较大行政村为中心,分片(村)实行民警驻村设立警务室。让社区和驻村民警做到走进群众之中,进千家门,知千家情,解万民忧,保万民安。做到“进得了门、谈得上话、交得上心”,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发动带领群众共同完成保一方平安任务,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维护党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同时,城区社区警务室在统筹考虑社区规模、人口多少、治安状况、民警数量等因素基础上,对原有民警责任区进行合理调整,在驻警模式上抓好规范落实。最大限度地把警力部署在案件高发、防范薄弱的时段和部位上,实现“警力跟着警情走”,科学安排巡逻勤务,采取巡逻与机动巡逻、车辆巡逻与徒步巡逻、民警巡逻与治保力量巡逻、着装与便衣巡逻相结合等多种灵活方式,对主要街道、繁华市区和人流密集场所实行全天候巡逻,重点部位设立固定执勤点,建立夜间固定和临时设卡盘查机制,组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巡逻防控网络。
(二)必须紧扣防范、预警和处置这三个环节,以防范工作为出发点,以预警控制为掌握工作主动权的制高点,以妥善处置为工作着力点,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平息于萌芽,以最大效能地消除不稳定因素。在工作中要建立四大工作机制。
(一)建立防范工作机制。一是树立“治安先致富”的理念。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经济发展了,市场机制完善了,才能为稳定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逐步减少和有效预防因新旧体制碰撞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夯实稳定的基础;二要加强调查研究,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深入了解和掌握民情民意,使一切工作都能从实际出发,切合客观实际,符合民情民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防止决策的偏面性、盲目性。要不断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避免和减少因改革带来的不和谐、不适应而引发社会矛盾,产生不稳定因素;三是规范执法行为。在解决矛盾、处理问题、办理事务等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民主、公开、公平、公正、规范、依法,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要防止工作随意性、违规操作,避免引发矛盾,要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减少不稳定因素产生的空间。
(二)建立预警反应机制。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完善情报预警、快速反应的工作机制,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指挥和协调工作,定期进行分析,及时预防和消除不稳定因素。要深入开展不稳定因素排查,特别是区域内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排摸,制定和完善各类预案,提高预防和消除的针对性、实战性和可操作性,切实维护稳定。要结合工作实际,树立超前意识,主动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民意,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及时做好不稳定因素的跟踪预测工作,尤其要加强对重大政策出台、重要节庆活动、工程项目建设等期间的调查预测工作,了解群众反映,分析和掌握有关动向,做到预警在先,以达到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对症下药,有备无患,将不稳定因素及时消除在苗头和萌芽阶段。
(三)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情报信息与信息沟通是发现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生命线。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责任心,重视情报信息工作,按照“灵敏、准确、畅通”的要求,建立以党委、政府为龙头,以公安等职能部门为主体,以专兼职信息员为主要力量,各部门共同参与,上下贯通,覆盖基层的信息网络。不稳定因素源于基层,要密切掌握当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把握动态。从公安机关角度来讲,当前,重点要依托社区警务,基层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信息工作,结合日常工作,多方位、多层次地收集各类不稳定因素的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要严格执行情况报告制度,杜绝迟报、漏报和报喜不报忧现象,确保信息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对发现的不稳定因素要及时通报,确保相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协调合作,做好消除处置的准备工作。
(四)建立化解控制机制。化解控制工作既是情报信息工作的延续,更是遏制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最后屏障。要按照“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要求,切实抓好化解疏导措施的落实,把好最后防线。一是要建立化解矛盾的责任机制。把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关键在于落实化解责任。公安机关要积极配合基层乡镇政府和主管部门化解不稳定因素,要认真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负起责任,把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矛盾,做到矛盾不上交,将矛盾控制解决在基层。二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要坚持新时期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力量来解决群众问题,充分发挥村居委会、治保会和基层调解组织和社区民警,利用他们熟悉情况、接触群众的特点和自身威信,来引导和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法制宣传,争取群众理解和支持,做好化解工作。三要注意工作策略。在化解控制矛盾工作中,既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更是化解矛盾的关键。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公正地调解和解决社会矛盾,对群众合法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不稳定苗头和事件要及时受理,依法保护;对群众合理的要求,只要不与法律、政策及有关规定相矛盾,要尽量予以满足;对一时难以满足或个别群众的无理要求,要耐心讲道理,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不能因为我们自身工作问题,而导致矛盾激化、升级,对社会稳定造成震荡。四要集中开展矛盾化解工作。对调查掌握的不稳定因素,要由政府牵头,组织公安等职能部门和单位,采取督办方式,逐件落实单位责任人员,限期予以解决,严防矛盾积聚,造成严重后果。五要依法妥善处置。对于已经形成社会危害的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本着“打击少数、保护多数”的方针,慎重妥善地予以处置,尤其是煽动群众借机闹事的为首要严肃予以查处,平息事态。
(三)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找准公安机关职能定位,在防范中加强管理,在打击中体现服务,因此,必须坚持“五个强化”:
一是强化稳定意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努力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不断完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将行之有效的处置原则、工作措施和成功经验,以预案的形式固定下来,转化为日常的工作措施。要加强对上访重点人员的日常控制,落实对重点地区、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的防控。在现场处置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两个坚持、严格三个慎用、立足三个出发点、保证四个不允许、把握一个时机、做到两个坚决”。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结合现场实际,加强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掌握和取证,区分性质,讲究策略,冷静稳妥地做好处置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扎扎实实地做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
二是强化政治意识,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同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和阴谋活动,深化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掌握斗争主动权,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原则,有效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锲而不舍地做好深挖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工作,对全县原"法轮功"习练人员特别是骨干分子逐一落实监控和帮教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和针对信息网络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确保"三个零目标"的实现。
三是强化“严打”意识,建立经常性的“严打”工作机制,从开展“严打”来体现服务,创造稳定的治安环境。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继续加大“打黑除恶”斗争力度,全面清理摸排发现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及时打掉危害大、影响大的系列犯罪、职业犯罪和团伙犯罪,及时打掉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流氓恶势力,及时侦破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案件,要把集中统一行动与日常打击犯罪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工作中充分体现“严打”精神,逐步建立和完善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坚决把犯罪分子的气焰压下去,努力发现、侦办深层次的黑恶势力,确保一方平安。
四是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意识,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创优”“创先”活动,维护企业和内部单位稳定。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预防、控制违法犯罪的能力。深入贯彻《重庆市单位内部治保条例》,全面落实企业和内部单位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完善防范体系。进一步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深入开展“创建平安社区,建设平安铜梁”主题活动,将安全文明小区、平安大道、无毒社区等创建活动精心规划,按照《2007年政法工作要点》要求,努力实现年度目标,力争三年内把铜梁建设全市治安秩序最好的地区。
五是强化经济意识,以维护全县经济安全、强化经侦基础工作和规范化建设为着力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我县经济犯罪活动的特点,把职务侵占、商业受贿、两虚一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经济犯罪作为打击重点,明确工作思路,认真开展案前调查,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大力加强经济犯罪侦查破案工作。重点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扰乱金融秩序、金融诈骗、涉税、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扰乱市场秩序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建立健全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预警机制、办案协作机制,提高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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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关于下发《商业部系统职工退休费实行统筹支付的试行办法》的通知

商业部


商业部关于下发《商业部系统职工退休费实行统筹支付的试行办法》的通知

1980年11月4日,商业部

(正文略)

商业部系统职工退休费实行统筹支付的试行办法(摘录)
……
为了适应当前商业部系统退休职工的逐年增加与企业负担退休费用不平衡的矛盾,在国家没有新的统一规定之前,拟由商业企业各自负担,改为县(市)专业公司或县(市)商业局系统内统筹支付退休费的办法。
一、“退休基金”统筹范围与支付形式
1.在商业部系统内进行统筹支付。一般以统筹到县(市)专业公司一级为宜,也可以统筹到县(市)商业局,具体统筹到哪一级由县(市)商业局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规定。
2.退休基金统筹的内容:包括退休职工的退休费、退职职工的生活费、副食品价格补贴、医药费、丧葬费、抚恤费、生活困难补助费、冬季烤火费、以及按国家规定退休、退职职工可以享受的其他待遇等均可作为统筹的内容,可以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把退休、退职职工的所有开支,全部作为统筹的内容;二是把医药费、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没有规定标准的开支仍由各自企业在营业外其他支出中支付,不作为统筹的内容,两种作法,由各地自行规定。
3.“退休基金”要根据现行退休职工退休费用支付的原则和规定进行提取,仍在营业外其他支出项下列支。确定提取的比例有几种方法:一是根据退休费实际需要数,按营业额比例分担;二是根据退休费实际需要数,按在职职工基本工资额比例分担;三是根据退休费实际需要数,按在职职工平均利润率比例分担的办法。具体用哪些办法,由县(市)专业公司或县(市)商业局具体规定。
4.“退休基金”提取比例的确定。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加以计算。不要因改为统筹支付办法而浪费资金。
“退休基金”提取比例既经确定后,不要经常变动,应保持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
5.“退休基金”的上缴与拨付,采取差额缴拨办法。企业按提取比例提取“退休基金”,比本单位实际需要开支退休费用的多余部分上缴上级统筹部门,不足部分由上级统筹部门专款拨付。
二、“退休基金”的管理
各级商业部门和企业单位的负责同志,要从各个方面关心退休职工,尽量帮助解决其生活上的问题,以体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并应管好、用好退休金。
1.“退休基金”由县(市)专业公司或县(市)商业局统筹,并根据国家有关退休政策加强对基层企业单位的督促和检查。
2.“退休基金”的支付,仍由各基层企业进行管理,企业劳资部门工会和财会部门要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具体分工,各负其责,做好退休职工退休后的各项工作。
企业工会、劳资部门负责掌握适龄退休职工人数,按规定正确及时地审批、办理职工退休和待遇,建立退休职工卡片,加强对退休职工的管理教育工作,处理退休职工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建立起正常的工作关系和秩序。
企业财会部门负责“退休基金”支付工作。根据工会、劳资部门提供的退休职工名单按规定按时支付退休费用,在“退休基金”专户列支,单独统计。
3.加强计划管理。“退休基金”按季提取,年终清算。要做到按计划退休、按计划提取和支付。
4.为保障退休职工晚年生活,“退休基金”要专款专出、不得串用或挪用。
三、商业部系统职工退休费实行统筹支付的试行办法,各级商业企业是否一律试行,全国不作统一规定,可以全面试行,也可以先在部分行业中试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商业厅(局)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各地商业部门在试行时,必须事先商得地方政府同意后试行。
集体商业企业也可参照本办法试行。


试论破产法中的撤消权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丹 王长君


撤销权又称“否认权”。破产财产的管理人对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前法定期间内进行的损害破产债权人共同利益的行为,有否认其效力,申请法院予以撤销,恢复原状,并追回转让财产的权利。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共同利益因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前对财产的不当处分行为而受损害。被否认的行为在破产宣告前本是有效的,破产宣告后因有损债权人共同利益才被否认撤销,但必须以可以恢复原状或追回财产为前提。所以对可撤销行为的种类及发生期间必须明确规定,以公平保障各方权益。一些国家的破产法将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况分为无偿否认、故意否认、危机否认等数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1)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2)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3)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5)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撤销权在破产程序中只能由清算组或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债权人无此权利,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则由法院直接行使。撤销权的行使有一定的时效,中国法律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一年以后,撤销权即告消灭。通常,撤销权只能对与破产人发生关系的相对人行使,但在特定情况下,如财产转让是无偿的,也可对转得人行使
破产法规定对破产程序前行为的撤销权,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在企业失去或可能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债务人极有可能在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合法的财产处分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法律赋予管理人对不当行为的撤销权,是对这种不公平行为的一种纠正和救济。
破产法上的撤销权源于民法上的撤销权,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如出一辙,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两者在行使的程序和要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1)行使权利的主体不同。民法上的撤销权行使主体为债权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的撤销权则由破产管理人或破产清算人行使。(2)主观状态的要求不同。民法上的撤销权,强调主体在主观上的过错,带有惩罚性;而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侧重是行为上的客观有害性,非主观过错性,带有纠错性。(3)可撤销行为产生的时间不同。民法上可撤销行为必须产生于债权成立之后;破产上的可撤销行为发生于破产程序开始前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既临界期限内。两者除具有上述区别之外,还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体现于他们之间客观存在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民法通则》第18条列举了五种无效民事行为和两种得撤销的民事行为,这几种行为,如果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的时间阶段,能否成为撤销权指向的客体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既便是该条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也能成为以自然人为破产主体的情况下适用。但是,我国破产立法,未将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相联络,《企业破产(试行)》仅独立规定了破产法上特有的撤销权范围,没有将民法撤销权与破产撤销权的嫁接关系列入其中,使得民法上的撤销权在破产法上没有适用的可能性。这是我国破产立法的一大缺陷。笔者在翻阅台湾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时发现,其58条曰“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所为之无偿或有偿行为,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依民法之规定的撤销者,破产管理人应申请法院撤销之”。这一规定,将民法的一般性与破产法的特殊性相联络,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
破产撤销权的构成,是能够予以撤销的行为,必须是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何谓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指该行为减少了破产人的现有财产后增加了破产人的负债,使得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受到了减损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是全体破产债权人。对于行为的“有害性”,有的国家采用的是一般性标准,有的国家则采用的是债权人地位标准。前者是指行为的发生致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导致债权人的受偿受阻或增加难度,该标准立足于行为的发生是否使债务人责任财产的经济价值有所减退的角度考虑;后者则基于债权人地位平等的破产法基本观念出发,即某一行为使个别债权人获得比行为发生以前有利的地位,如果没有该行为的发生,则该债权人的实现权利的程度会低。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既包括有偿行为,也包括无偿行为。有偿行为包括非正常压价出售企业财产等,这里的有偿,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给付,但并不是相应的对价,既可能是一粒芝麻和一个西瓜的关系,也可能是一个大西瓜和一个小西瓜的关系。无偿行为包括放弃财产权利、增与等。
撤销权具有以下特性:一是由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是撤销权行使的一般原则。由于接管债务人财产并负责债务人财产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处理是管理人的主要职权,为保护债务人财产不受损害,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撤销权也只能由管理人行使,法院、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都不能行使这种撤销权。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所实施的某些处分行为提出异议,但这种异议并不当然否定债务人处分行为的效力。在有些重整案件中,属于管理人的权利有可能会由占有中的债务人(也称经管债务人)代替行使和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占有中的债务人也有权行使撤销权。二是撤销权行使期间是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破产程序终结以前。由于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管理权仅存在于此期间,因此撤销权只能在这一段时间内行使。三是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回应属于破产财产的财产或财产权,因此,撤销权是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的。这里的撤销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成权,也就是说,管理人并不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直接否认债务人行为的效力,而是必须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不当行为。这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是一致的。四是撤销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使破产企业有损债务人财产的处分行为自始归于无效,已被处分的财产将被依法追回。
尽管新中国破产法第四章“债务人财产”规定的五种行为为可撤销行为,但这类行为的实际撤销应符合以下两条要求:
  1.必须是破产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的一定时间内所实施的行为。首先,撤销权所适用的对象,是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所实施的行为,而不是破产案件受理后所为的行为。因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特别在清算程序中债务人在理论上已丧失了处分其财产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处分财产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无效,该行为不能对抗破产债权人,当然也不存在撤销权行使的问题。其次,本条撤销权行使的对象,必须是发生在特定期限内,即破产案件受理前1年内到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之间。再次,撤销权的对象还必须是已经生效的行为,如果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所为的无效行为也不能成为撤销权的对象。
2.必须是有害于债务人财产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新破产法中可以撤销的五种行为,都将减少破产企业的财产,从而损害了全体破产债权人合法权益,这些行为往往是债务人有意实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行为系由双方当事人恶意通谋所致,即破产债务人与行为的承受人有故意或过失,也有的情况是破产债务人有故意,而相对人无过错,但无论当事人在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如何,只要行为实际上给债务人财产造成了损失,管理人都有权撤销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