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立法寻租”现象
刘益华
（湖南文理学院 常德 410005 ）
摘 要 “寻租”这个话题大家都不陌生，但“立法寻租”这样一个隐蔽性强但对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批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立法寻租”现象，商议解决对策，并由此引出立法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立法的民主性，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 立法 立法寻租 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 ? 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 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 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 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二、当前我国“立法寻租”现状及表现
在我国当前立法活动中，“立法寻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二是立法过程中强势集团的身影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处于被排挤边缘化的状态。
对于第一种，立法“部门化”的现象，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典型的莫过于《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问题以及《反垄断法》的起草。
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路法》，提出“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附加费”，拟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但随后国务院提出的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却两次未获人大常委会通过。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后，就不断传闻即将实施燃油税，但是又不断地宣布延后执行。至今将近5年时间过去，人大已两次换届，我们反而看不到出台的希望了。 其中的关键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平衡与再分配问题。 燃油税问题涉及到税务部门，交通部门，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庞大的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利益，都想把握改革的主动权，为了争夺《公路法》修正案的起草权，而争得不可开交。显然很大程度上，里面有“部门利益”在作祟。
从2004年开始，被看作市场经济重要指标的《反垄断法》加快了立法进程。然而，专家称这部呼声日高的法律“今年出台希望不大”。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都高调“问津”《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造成“群龙无首”，使这部法律的出台受阻（1月11日《北京晨报》）。 《中国青年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干脆用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比喻，《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10年前就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起草形成了法律草案。难就难在大家抢着担，谁都想主导这个法案的起草。去年6月，在盛杰民教授的报告《警惕跨国公司在华限制性竞争行为》推出之后，国家工商总局迅速出台《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接下来的10
月，商务部又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成立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市场秩序的调查；如今，国家发改委又在发布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把推动《反垄断法》出台当成今年的重点工作。 很显然，无利不起早，三部委这样的动作积极，就跟上述燃油税的问题一样，都想把利益的关键点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种部门行业间的立法圈利活动，绝对是一种“立法寻租”，立法腐败活动，对公共生活安全危害极大，它干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比如《反垄断法》这样一部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对于构筑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个重大妨害，同时它也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
对于第二种“立法寻租”情形，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立法寻租”，因为我们国家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很不够，一般人很难详细了解其中的明细，对其中是否参杂了一些不好的因素也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例子应该是可以拿出来佐证的。那就是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个条例把我国所有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使用软件的行为，“一刀切”地规定为非法，要加以处罚。 这种超级保护超越了WTO的标准，也超过了有关发达国家的软件保护水平。 有理由相信这个条例的通过其背后有不简单的原因。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微软曾经对于新条例某些条文的修改产生过直接影响。但是，微软参与其中的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在中国各地召开软件法律保护巡回“研讨会”时经常出面的几位“讲师”，同时也是软件条例修改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在其他领域内，比如汽车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地方在制定汽车引进，房屋动拆迁等地方性法规时，其背后是否有一股强力在左右着则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各个地方的保护主义是公开的，是用法律手段“合法的”对抗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原则。房地产行业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通过颁布法规规章，“合法地”以低廉的价格剥夺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倒卖出去，一切都是那么堂而皇之，强愈强、弱愈弱。而这种强势群体通过法律手段“合法”掠夺弱势群体的做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立法寻租”现象的根源
“立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无论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还是强势集团“合法”掠夺弱势群体，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者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理应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有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问题。但是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却往往是两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带有自身特殊的经
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而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从理论上讲，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
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这便使得各个部门千方百计要将各种可能获取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或者扩大部门权力。因此出现比如电信部门制定的“霸王条款”，医疗卫生部门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处理的规定”，以及部门之间互相的争权等都不足为怪。这些被称为“立法腐败”的现象已非罕见，某些权力部门乘立法之机挟藏私货，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内容写进法律、法规。难怪有学者会提出，对于这样的法律、法规人民不禁要问：依据这样的法究竟是治国还是治民？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共和社会，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它的价值目标只能是公共利益。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最近国内舆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将一切在这一期间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社会正处于调整重新确立秩序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把改革当成了挡箭牌和掩盖物。但实际上，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并不必然转移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但如果有些政府部门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圈地运动”，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域看成是其食利范围，或者把某些管理部门或者对象看作是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的手段去维护它，甚至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坑害或者打击竞争对手，这就严重背离了政府行政价值取向，也严重亵渎了法的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涉及到专有、垄断性质的管理部门比较突出，比如烟草糖酒专卖行业，铁路运输行业以及劳动资质认证行业等。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将人的“逐利”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是人们始终关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于“资本家”而言，只要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从最初的在“执法”过程通过贿赂等方式来逃避规则或降低规则的约束，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与其等法律法规出台后不时的去“公关”，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于是“寻租”活动从“执法”领域开始扩展到源头“立法”领域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既可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专心于生产，也可以从规则制定者、立法者和政府机构中争取法律或规则的有利变动，以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具体的途径取决于改变权力结构的相对成本。当成本
较低时，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制定一些使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部分实现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企业等各种利益集团公开游说国会议员的活动都是公开的，美国商界各种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对联邦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费用每月高达1亿美元，年游说费用超过12亿美元，游说主要针对联邦政府预算议案、税收、医疗保险、贸易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立法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形成一种共识，才能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国家因为政治现实状况，一直都在宣扬普适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不愿正面面对在立法、执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官商”历史悠久的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操纵政治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绝过，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一现象只会加多加重。但是，和西方社会不同，我们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立法是隐蔽的不公开的，而且很多时候只是强势集团单方面的行为，其他的利益群体则被排斥在外。这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其实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诉求无法得到伸张，并且他们的权益往往被强势集团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公权力加以掠夺。“立法寻租”或者说“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上的“执法寻租”影响的可能只是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但是如果上升到立法高度的“寻租”活动，那其影响面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对于全国普适性的法律的立法干预，无疑将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因为立法活动复杂性、周期长等特性，使得一旦出现问题，要纠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小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聚集大量财富，这样的情况只会在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存在？
四、立法民主公开是解决“立法寻租”问题的根本途径
“民主性”是立法的根本特性，法是公共意志的集中反映，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的反映。任何立法活动都应该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除非是重大的涉及到宪法决议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因为确实这样一种做法成本太高。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的民主立法模式，即由公民选出民意代表来代表他们行使立法权利。但是如此一来，民意代表是否能真正确实的将选民的意志反映出来则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发挥立法“民主性”的本质属性，积极扩大民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让法曝光于民众的视野之中，受到民众的监督。
我们知道，立法过程通常包括立法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我国人大会期比较短，而且代表大多是非专业人员，故在实践中情况是“当有关机构确定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1995年5月4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加快旅游设施建设，促进杭州观光度假型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杭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度假区位于钱塘江畔，紧靠西湖风景名胜区，东起五云山疗养院，西至龙坞乡，北起五云山麓，南至珊瑚沙。总面积为9．88平方公里。
第三条 度假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实行国家旅游度假区的特殊政策和新型管理体制，使度假区成为旅游度假和观光相结合，符合国际旅游度假要求，以接待境外旅游者为主的综合性的国家旅游度假区。
第四条 鼓励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度假区内投资开发建设旅游设施（包括基础设施）和经营旅游项目。
第五条 合理开发利用并切实保护度假区内的旅游资源。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切实保护好城市饮水水源和度假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与旅游环境。
第六条 度假区内的土地依法征用为国家所有。
度假区内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通过依法出让或转让，境内外投资者可以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第七条 度假区应当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度假区内投资者的资产、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第八条 度假区的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九条 度假区设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度假区管委会），代表杭州市人民政府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十条 度假区管委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制定度假区的各项行政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审批或审核报批度假区内的投资建设项目；
（四）负责度假区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土地的征用、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和房地产管理工作；
（五）负责度假区的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工作；
（六）负责度假区的财政、税务、审计、物价、统计、劳动、人事、治安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受托监管国有资产；
（七）管理度假区的旅游业务、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涉外经济活动；
（八）处理度假区涉外事务；
（九）统一规划和管理度假区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十）保障度假区内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十一）协调管理有关部门设在度假区内的派出机构的工作；
（十二）杭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一条 度假区管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若干工作机构。
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度假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由度假区管委会与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实行双重领导，以度假区管委会为主。
第十二条 度假区的金融、国税、保险、外汇管理、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等业务工作，均由有关部门或其设在度假区的派出机构、分支机构办理。
第十三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度假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为度假区的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十四条 度假区鼓励开发建设和经营下列项目：
（一）度假村、宾馆、别墅、餐饮、购物设施；
（二）游乐、娱乐和文化、体育、健身设施；
（三）游览、交通旅游服务项目及其他第三产业项目；
（四）与旅游业直接有关的无污染的生产性项目；
（五）与度假区相配套的公用基础设施。
第十五条 度假区内经批准可开办外汇商店、免税商店和中外合资经营的商业企业。
第十六条 度假区可兴办国家法律所允许的涉外旅游服务项目。
第十七条 度假区内经批准可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第一类旅行社，经营海外旅游业务，并可按规定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旅游汽车公司。
第十八条 在度假区内兴办企业，由投资者向度假区管委会提出申请，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批准（旅游项目按生产性项目限额审批）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在度假区内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第二十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在度假区所在地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或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开户。
第二十一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并按有关规定向度假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和统计报表，接受度假区管委会的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报送的年度会计报表，应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验证。
第二十二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歇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有关歇业注销登记手续，并对其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资产可以转让，属于境外投资者的资金可以按有关规定汇出境外。
第二十三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和聘用制。度假区内企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聘）用境内外职工。其中招（聘）用的外籍职员须报度假区管委会批准。
第二十四条 度假区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工会，依法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度假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计征地方所得税。其中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企业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
税，并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后，外商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在度假区内投资开办其他建设和经营项目，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税款的40％
。再投资不足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还的所得税税款。
第二十七条 度假区内为建设基础设施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基本建设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第二十八条 度假区内土地出让金除按规定上缴造地专项基金外，在规定年限内全部留在区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九条 度假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经营设备，常驻的境外客商和职员进口安家物品，在合理数量内，经海关核准，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第三十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辅料和包装物料，海关按保税货物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外商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度假区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的，除依法免缴所得税的以外，可以减按1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第三十二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以自有财产作抵押，向度假区所在地银行借贷人民币资金；或以自有外汇作抵押，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委托的金融机构申请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
第三十三条 鼓励境外人员在度假区内购置度假别墅或公寓，其产权归购买者所有，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需要在杭州定居的，优先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四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职工出国、出境进行技术考察、技术交流和从事本企业商务活动，有关部门应按规定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
第三十五条 由外省、市到度假区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以及国外学成归来人员，由度假区管委会审核，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杭州市区落户。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国家对度假区的优惠政策有新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杭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