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与劳教戒毒模式的比较研究
——兼论两种模式的冲突与协调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2005.8.30） 李 颖
TC（Therapeutic Community）即治疗集体（或治疗社区），是美国戴托普（DAYTOP）国际公司建立的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多学科结合角度对药物滥用者进行治疗及善后服务的自愿戒毒模式，是目前国际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戒毒模式之一。劳教戒毒是我国强制戒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戒毒业务由专门劳教戒毒所和综合性劳教所中设置的戒毒大中队负责执行。
一、 TC与劳教戒毒的运作理念
戒毒模式运作理念着重体现在治疗手段的属性定位、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和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三个方面。
1、治疗手段的属性定位
TC的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方法体系，也是一个手段流程，既有同一阶段（横向）的不同方法，如“治疗社区”阶段中的“职能工作”、“小组活动”、“个案处理”（等行为及心理学方法）；也有不同阶段（纵向）的不同手段，如“治疗社区”中的“职能工作”与下一阶段“重返社区”中的“洗车场”。每一种方法、每一段流程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功能，如“治疗社区”阶段中的方法着眼于促进“人格的成熟，心理的康复，为‘重返社区’打基础”；“重返社区”阶段中的“洗车场”在于“让居住者学习一种新的职业态度及能力，为回归社会作准备”。而整个（纵向）流程的功能则体现在“当居住者重返社会时，他将发现社会的这些要求正是在治疗社区中所学习和体验的。居住者将……摆脱吸毒者亚文化群体，恢复主流社会生活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人本身，从而戒除毒瘾……”可见，TC的治疗手段强调对居住者“生理脱毒、人格成熟、心理康复、职业态度的养成、职业技能的形成”的恢复性救助，从而为回归社会打基础、做准备，即侧重于“康复”。
而劳教戒毒中的治疗手段大多（或仅仅）表现为生产劳动，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性效应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执法与行政管理中，如民警工作绩效考核、执法活动中生产效益的单纬度评价标准论。即治疗手段仍停留在传统的缺乏现代矫正意义的层面——社会本位的治安防控，而非公民权利本位的罪恶习性的矫正与生存技能的恢复或培养——“给你一次重新做社会主人的机会”——以惩戒功能的弱化，救助功能的凸显，社区关系的修复，与被害人关系的改善为基础，类似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建立的首个“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计划”（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于是，惩戒成了其治疗手段（生产劳动）功能性的重要且主要体现，铁窗、铁门、高墙便成为这一功能的器物态必然或标志。
2、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
TC首先认为药物滥用者是一位因吸食不良物质，其人格和心理发育受阻，甚至倒退，必须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的病患者，所以在注重生理恢复、心理康复的同时，更主张“给予他们‘有责任的关心和爱’，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是TC治疗的基础，基于这种融洽、信任和关爱，居住者便能够主动地按照医生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情感，努力挖掘“个人经历”这一重要资源，充分利用“成就”、“成就感”这种动力体验，坦然接受来自医生以各种方式实施的激励和鼓励，自觉效仿为己树立的“成功个案”，从而树立信心、坚定信念、保持操守——这便是TC治疗中成功的良性互动，也是目前我国强制戒毒模式所欠缺的品质。
劳教戒毒的首要规定性是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惩戒，戒毒功能次居其后。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戒毒对象首先被贴上了违法行为人的标签，而不是TC中应受医生呵护的“病患者”，受到否定性评价的不仅仅是其行为，还包括整个人本身。
3、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
TC对居住者是以生理恢复、心理康复、良性行为方式的形成为评价指征的，评价指征以健康问卷、心理测试量表、行为量表等实证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其测量指标是经过大量调查问卷、临床实践、统计学处理的量化数据表达，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劳教戒毒模式对治疗（改造）效果的评价则仍然定位在传统管理模式中规定的日常行为表现、劳动定额的完成及在各类竞赛活动中的特别表现上，将劳教戒毒人员的戒毒成效课以传统评价标准，而非实际的戒断情况，是很不科学的。这就与TC形成了鲜明的评价反差。
二、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
1、价值内涵中的传统与现代
笔者以为TC的价值内涵应包含“生物—医学—行为模式”的治疗理念。传统戒毒疗程（当然地包括强制戒毒），无论是治疗方案的综合性，还是控制手段的多样化，实际上都只完成了戒毒的初始步骤——生理脱毒，单纯的生理脱毒并不能使戒毒人员真正戒除毒瘾，忽略的却是更为重要的生理脱毒之后心理、行为、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康复治疗。药物成瘾不能仅仅归因于生理依赖，而要着力解决也着实难以解决的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心理或精神依赖。“生物—医学—行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崭新也更为广阔的视野——从生物学领域寻求致瘾诱因、致瘾因素、成瘾机制、成瘾表征，在医学平台探索戒除路径、戒断方案、戒断医学评估，并将倡导建立健康行为模式作为戒除毒瘾、保持操守的戒毒工作的重要内容。
与TC截然不同的是，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却表现在预防，体现于教养。劳动教养“预防”功能的价值定位缘于法规制定时的治安形势及政治需要，在被赋予戒毒使命时，并未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使得劳教戒毒也沿袭了母体（劳动教养）的“性格”——预防——将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打击仅仅定位在维护“社会主义的良好秩序”上。时至今日，预防的“性格”依然如故，这只是一个层面。另一层面便是教养，教养的提出既缘于处理“不够判刑，但又游手好闲、违反法纪”的“坏分子”的政治需要，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养哲学，又深受马克思改造人的学说与中国预防犯罪实践的影响。正因此，劳动教养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内涵。与预防功能不同，教养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日渐突出其现代矫正内涵：“……以教育感化为主，并辅以治疗，制裁为次；通过教育、医疗，使违反法律的人又成为合格的公民回到社会，而不是要消除、隔离、报复他们……”
于是，便呈现出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之间、劳教戒毒中预防与教养层面之间，传统与现代元素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的景象。
2、价值目标里的碰撞与默契
TC（美国戴托普国际公司）是非盈利性民间组织，运作经费全部来自于民间捐赠，其设立与运作也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居住者可以免费入住接受治疗。TC的价值目标在于使每一位前来治疗的药物滥用者摆脱毒品的困扰，恢复生活的本能，即致力于追求个体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人格心理的成熟与完善，行为模式的建立与促进，而不在于赢利多寡、获益贫丰。
作为政府行为，劳教戒毒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将这些人员……放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替国家做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沿用的仍然是传统范式化改造，这与TC着重个案化治疗有着理念上的差异、观念上的区别、操作上的不同。（“个案化矫正”与“个别教育”也有着上述区别，并非同一概念或近似概念。“个案化矫正”首先注意并寻找个体差异，认为差异性是制订矫正方案、实施矫正计划的前提或基础，并将差异作为解释行为异常、思想波动的根据。而“个别教育”只是一种教育形式，与“集体教育”相对应）可见，劳教戒毒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一系列教育形式与方法——“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矫正一切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不使为害”，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个注重微观个体，一个关注宏观社会，可见，劳教戒毒的价值目标是继“理念、观念”之后，与TC的又一次碰撞，当然这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立场与利益群体的不同是密切相关的。
有碰撞，也有默契。在个体矫正层面上，二者终于趋向了一致，只不过是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罢了——TC是以个体矫正的实现为目标的，而劳教戒毒却视之为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手段，从而，也显现出了中西方教养哲学中人文涵蕴的差异。
三、模式运作要素的比较分析
要分析模式的作用机理，就要认真剖析其要素。笔者从模式的启动、成员组成、模式制度、激励机制等要素入手，比较分析两种戒毒模式的特点，揭示差异，探求规律，为运作理念的借鉴、模式要素的移植提供理论先导。
1、模式的启动
TC的启动是以吸毒人员的自愿申请为标志的，但申请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加入TC。能否加入，要看院方组织的“接诊结果”和“全体家庭成员”的“去留决定”。TC规定，凡进入治疗社区的病人除要接受毒品安全检查外，还要接受由工作人员、协调员、组长、新成员组成的“接诊”组进行的“检查”或“反省”，“接诊”后由“全体家庭成员”依据其行为表现和工作态度决定其去留问题。
劳教戒毒模式的启动与劳教机关并没有关联，而由审批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决定。与TC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劳教戒毒具有行政执法的性质，这是由劳动教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病人”的自愿申请并不能启动劳教戒毒模式，而是必须首先有“复吸”这一违法行为的存在，由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劳教戒毒机关只负责执行。这也是我国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的重要区别。
简言之，劳教戒毒模式的启动是以审批机关对“复吸”违法行为人劳动教养决定的宣告为标志的。
2、成员组成的比较
TC中的成员，按照职务高低不同可分为协调员、组长、领班、组员。工作人员有行政管理人员、医生、心理咨询师、护理人员及志愿者。
劳教戒毒模式的成员，即劳教戒毒人员，一般没有上述职能清晰、责任明确、严格系统的内部分工。所谓分工，也仅仅是习艺劳动中不同流程与岗位的简单划分与设定。至于其工作人员即是指从事劳教戒毒工作的警察。
两种模式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等级”之同，也有“处遇”之异：如，均设定了一定梯度的地位等级，TC称之为“金字塔”式“特权”等级，劳教戒毒模式谓之“管理等级”，并且不同等级分别兑现不同处遇，设立目的在于通过等级梯度差来调动成员积极性。区别是，两种模式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不一致。TC中，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指令或支配关系，如“协调员”有向下级发出指令性任务的“权力”（姑且称之为“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认可的规则约束，即不具备产生“权力相对人”权益损耗的权威，TC“权威”的产生基础在于成员都认可一个约定的类似于法律的规则），而劳教戒毒中，成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甚至“指令性、支配性”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处遇的差异，当然，这又和所内非正式群体如班王组霸、地域性帮派对其他成员的“指挥”、“支配”性质不同。
另一重要之别是，TC的居住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角色有单向转换的可能，即居住者通过自己出色的表现——操守的长久保持——可以转换成为工作人员，如“咨询员”、“同辈辅导（人员）”，现行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就是由前居住者或担任过协调员的高级居住者担任的。而劳教戒毒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劳教戒毒人员即便表现再出色，也不可能担任其工作人员——警察，但可以协助警察做好其他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3、模式制度的比较
两种戒毒模式制度的比较，限于行政管理、业务工作（戒毒流程）等内部管理规则范畴，笔者以为在法律制度方面不具备可比性，因为模式的建立分属不同领域——一个民间投资、管理自治，一个政府设立、依法管理。TC的制度特色是将工作人员与居住者的职责都进行了规范化与标准化，并建立了与之匹配的奖惩监督机制。如“行为准则”中“社区工作人员守则”、“戒断宿舍管理规则”、“治疗社区宿舍管理规则”就是对工作人员与居住者行为的禁止性规定，既规范职务作为，也调整个人行为；既明确公共事务管理，也强调个人内务规范。再如“社区管理机制”，既有不同事务组的事务安排，也有不同职务人员的职责内容；既有特权设置，也有约束措施。整个条款语言简洁、内容通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与TC不同，劳教戒毒仍旧沿用普通劳动教养制度体系，其相关制度（法规除外）大都以“部令、规定、准则、通知、办法、实施意见”等形式公布并形成体系，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庞杂，涉及场所安全、所政管理、教育改造、执法执纪、队伍建设、生产管理、生活卫生等各个方面，制度综合性强、管控面广、层级鲜明，但因实际因素纷繁复杂，一些制度规定可操作性相对较差。
4、激励机制的比较
如上所述，TC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地位的等级差异，解决了TC成员矫正的动力系统问题，而差异形成的目的论，则一直是激励机制所要解决并力图完善的课题。TC认为，“金字塔”格式的运用，实际上是以“特权”的形式反映居住者的工作、情绪、情感、压力、挫折感、即刻满足心理、应付困难的能力，以此促进居住者端正行为态度、匡正行为偏差、改善应激心态——运作实践也肯定了这种激励机制的积极功效。比较出彩的是，TC巧妙地将极富“亲和力”的奖惩措施糅合到了行为管理中，如对违反“戒断宿舍管理规则”的居住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洗碗或冲厕所1~3天的处罚，不服处罚的，可以上升处罚等次——“严厉批评”（talking-to）直至“剃头”（hair-cut），最严厉的莫过于“开除出院”——劝其放弃此次治疗——“自己没有给自己机会”。可见，这样的处罚更富感性、更显亲和、也更具成效——让居住者们自觉通过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尊重、获得“升迁”，而不是“永久性”地被贴上“违法行为人”的“标签”。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劳教戒毒模式中的管理措施，比如，惩罚手段的过多运用，损伤的是戒毒者的积极性（动力系统），从而，削弱了戒毒的能动性，抑制了潜能和积极因素的开发与利用……除惩罚机制外，劳教戒毒模式也有奖励措施，但因戒毒工作的特殊性，这些措施的适用标准只是满足了普通劳教管理的需要，大多不适用于戒毒流程，如生理康复、体能恢复阶段就不能以是否完成劳动定额的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心瘾的戒断情况。
四、劳教戒毒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理念定位——执法思维反思
劳动教养制度已由过去“游民改造”、处理“坏分子”的政治策略，发展至今天稳定社会治安的调控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尤其针对以吸毒为典型的社会顽症的整治和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的取缔，更凸显了其不可轻蔑的生命力，但在“法治”的拷问下——“功利性”能否作为“合法性”的存在依据——作为其子系统的劳教戒毒也难辞其咎。因此，立法才是劳教制度改革的出路，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理念定位，实务中，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本和法治理念的淡薄甚或缺失。
关于人本理念
笔者以为，劳教戒毒人员个体首先是独立的人——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也不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是戒毒工作和法律关系的主体。将戒毒人员置于“工作对象”麾下，定为“法律关系客体”范畴，说明在观念层面：我们没有充分认清戒毒者个体因素中的积极方面，而是一以惯之地将之定格为消极的对立面，却忽视了他们正是我们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关键——工作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进行下去，工作成效只有借助他们才能体现出来。在法律层面：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法律所保护的为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一般表现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管理制度和社会秩序等，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的则是国家机关管理活动和社会公共秩序，而不明确地指向“人”。视劳教戒毒人员为“客体”实属认识上的偏差。
强调人本理念，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并重视劳教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切实调动并保护其主观能动性，通过主体（的一方面，戒毒警察也是劳动教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主体的另一方面）——劳教戒毒人员的自觉努力积极体现戒毒成效；意味着要从器物层面、观念层面体现对戒毒人员的关注，侧重于生理和心理的康复、人格的改善、社会适应性训练，而非人身的限制、行为的惩戒。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八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 0 1 0年4月2 9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公布，自2 0 1 0年1 0月1目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 0 1 0年4月2 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国家秘密的范围和密级
第三章保密制度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第三条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第四条保守国家秘密的工作（以下简称保密工作），实行积极防范、突出重点、依法管理的方针，既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又便利信息资源合理利用。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事项，应当依法公开。
第五条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保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
第六条国家机关和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以下简称机关、单位）管理本机关和本单位的保密工作。
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或者指导本系统的保密工作。
第七条机关、单位应当实行保密工作责任制，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完善保密防护措施，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加强保密检查。
第八条国家对在保守、保护国家秘密以及改进保密技术、措施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国家秘密的范围和密级
第九条下列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
（一）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
（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
（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
（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
（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
（七）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
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前款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
第十条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绝密级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级国家秘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级国家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第十一条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他中央有关机关规定。
军事方面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应当在有关范围内公布，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第十二条机关、单位负责人及其指定的人员为定密责任人，负责本机关、本单位的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工作。
机关、单位确定、变更和解除本机关、本单位的国家秘密，应当由承办人提出具体意见，经定密责任人审核批准。
第十三条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应当遵守定密权限。
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具体的定密权限、授权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下级机关、单位认为本机关、本单位产生的有关定密事项属于上级机关、单位的定密权限，应当先行采取保密措施，并立即报请上级机关、单位确定；没有上级机关、单位的，应当立即提请有相应定密权限的业务主管部门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在其工作范围内按照规定的权限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
第十四条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按照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确定密级，同时确定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
第十五条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应当根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按照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要的期限内；不能确定期限的，应当确定解密的条件。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
机关、单位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具体的保密期限、解密时间或者解密条件。
机关、单位对在决定和处理有关事项工作过程中确定需要保密的事项，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公开的，正式公布时即视为解密。
第十六条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应当根据工作需要限定在最小范围。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能够限定到具体人员的，限定到具体人员；不能限定到具体人员的，限定到机关、单位，由机关、单位限定到具体人员。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以外的人员，因工作需要知悉国家秘密的，应当经过机关、单位负责人批准。
第十七条机关、单位对承载国家秘密的纸介质、光介质、电磁介质等载体（以下简称国家秘密载体）以及属于国家秘密的设备、产品，应当做出国家秘密标志。
不属于国家秘密的，不应当做出国家秘密标志。
第十八条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应当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变更。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的变更，由原定密机关、单位决定，也可以由其上级机关决定。
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知悉范围内的机关、单位或者人员。
第十九条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已满的，自行解密。
机关、单位应当定期审核所确定的国家秘密。对在保密期限内因保密事项范围调整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或者公开后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需要继续保密的，应当及时解密；对需要延长保密期限的，应当在原保密期限届满前重新确定保密期限。提前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的，由原定密机关、单位决定，也可以由其上级机关决定。
第二十条机关、单位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第三章保密制度
第二十一条国家秘密载体的制作、收发、传递、使用、复制、保存、维修和销毁，应当符合国家保密规定。
绝密级国家秘密载体应当在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设施、设备中保存，并指定专人管理；未经原定密机关、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不得复制和摘抄；收发、传递和外出携带，应当指定人员负责，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二十二条属于国家秘密的设备、产品的研制、生产、运输、使用、保存、维修和销毁，应当符合国家保密规定。
第二十三条存储、处理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涉密信息系统）按照涉密程度实行分级保护。
涉密信息系统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标准配备保密设施、设备。保密设施、设备应当与涉密信息系统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涉密信息系统应当按照规定，经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四条机关、单位应当加强对涉密信息系统的管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设备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
（二）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涉密信息系统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三）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存储、处理国家秘密信息；
（四）擅自卸载、修改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技术程序、管理程序；
（五）将未经安全技术处理的退出使用的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设备赠送、出售、丢弃或者改作其他用途。
第二十五条机关、单位应当加强对国家秘密载体的管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二）买卖、转送或者私自销毁国家秘密载体；
（三）通过普通邮政、快递等无保密措施的渠道传递国家秘密载体；
（四）邮寄、托运国家秘密载体出境；
（五）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
第二十六条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
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未采取保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
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
第二十七条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印制、发行，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放，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公共信息网络及其他传媒的信息编辑、发布，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第二十八条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运营商、服务商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对泄密案件进行调查；发现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发布的信息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应当根据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删除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信息。
第二十九条机关、单位公开发布信息以及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工程、货物、服务进行采购时，应当遵守保密规定。
第三十条机关、单位对外交往与合作中需要提供国家秘密事项，或者任用、聘用的境外人员因工作需要知悉国家秘密的，应当报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与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第三十一条举办会议或者其他活动涉及国家秘密的，主办单位应当采取保密措施，并对参加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提出具体保密要求。
第三十二条机关、单位应当将涉及绝密级或者较多机密级、秘密级国家秘密的机构确定为保密要害部门，将集中制作、存放、保管国家秘密载体的专门场所确定为保密要害部位，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配备、使用必要的技术防护设施、设备。
第三十三条军事禁区和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其他场所、部位，应当采取保密措施，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决定对外开放或者扩大开放范围。
第三十四条从事国家秘密载体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信息系统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及国家秘密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过保密审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机关、单位委托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应当与其签订保密协议，提出保密要求，采取保密措施。
第三十五条在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涉密人员），按照涉密程度分为核心涉密人员、重要涉密人员和一般涉密人员，实行分类管理。
任用、聘用涉密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
涉密人员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品行，具有胜任涉密岗位所要求的工作能力。
涉密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六条涉密人员上岗应当经过保密教育培训，掌握保密知识技能，签订保密承诺书，严格遵守保密规章制度，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第三十七条涉密人员出境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有关机关认为涉密人员出境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不得批准出境。
第三十八条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实行脱密期管理。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第三十九条机关、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涉密人员管理制度，明确涉密人员的权利、岗位责任和要求，对涉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公民发现国家秘密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机关、单位。机关、单位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作出处理，并及时向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保密规章和国家保密标准。
第四十二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保密检查、保密技术防护和泄密案件查处工作，对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三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国家秘密确定、变更或者解除不当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机关、单位予以纠正。
第四十四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机关、单位遵守保密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有关机关、单位应当配合。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机关、单位存在泄密隐患的，应当要求其采取措施，限期整改；对存在泄密隐患的设施、设备、场所，应当责令停止使用；对严重违反保密规定的涉密人员，应当建议有关机关、单位给予处分并调离涉密岗位；发现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应当督促、指导有关机关、单位进行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五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保密检查中发现的非法获取、持有的国家秘密载体，应当予以收缴。
第四十六条办理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机关，需要对有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以及属于何种密级进行鉴定的，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鉴定。
第四十七条机关、单位对违反保密规定的人员不依法给予处分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议纠正，对拒不纠正的，提请其上一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该机关、单位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的；
（二）买卖、转送或者私自销毁国家秘密载体的；
（三）通过普通邮政、快递等无保密措施的渠道传递国家秘密载体的；
（四）邮寄、托运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或者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的；
（五）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的；
（六）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
（七）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未采取保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的；
（八）将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设备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的；
（九）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涉密信息系统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
（十）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存储、处理国家秘密信息的；
（十一）擅自卸载、修改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技术程序、管理程序的；
（十二）将未经安全技术处理的退出使用的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设备赠送、出售、丢弃或者改作其他用途的。
有前款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且不适用处分的人员，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其所在机关、单位予以处理。
第四十九条机关、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发生重大泄密案件的，由有关机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不适用处分的人员，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其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机关、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对应当定密的事项不定密，或者对不应当定密的事项定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机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运营商、服务商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保密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
第五十三条本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