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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工作的几点思考

深圳市公安局南园派出所刑警队副队长 李笑杰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 这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利益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之间利益差别越拉越大，产生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人们的社会价值导向呈现了多元并存的情况。一部分人往往注重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缺乏良知和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玩乐主义等等，当其超常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满足时，便采取越轨的手段以求解决。因此，在人、财、物大量集中的城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治安形势也日益严峻。

一个城市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其犯罪率的高低，基本反映了社会的治安状况。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常常谈及低犯罪率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社会治安好的标志，而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也不乏先例。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或者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虽然各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进程的副结果，那就是“惊人的犯罪率增长的痛苦折磨”。美国社会学家谢利·路易丝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说：“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一度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化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状态下犯罪率相对上升也并非不正常，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去遏制它。

在这一时期，公安机关如何去做好社会治安的控防工作？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如何加强对队伍的建设？笔者从事警务工作十余年，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索，现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重新评估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在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公安机关作为“公权”的行使机关，不仅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还肩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私权”的任务。“公权”的行为集中表现在“保卫”、“维护”、“惩治”等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字眼上。

无可否认，“公权”的依 法行使，能更好的为“私权”服务。但要明确的是，并非任何“私权”都会得到“公权”的保护。“公权”的服务，应当是“维护、保护、预防、制止和惩治”等带有国家权力性质的行为。要得到“公权”的保护，“私权”必须是合法的，并且在法律、法规规定范畴之内，同时属于国家某种机关管辖的范围。事实上，公安机关的服务功能，正在偏离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全社会的服务功能有向公安机关集中的趋势。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领导不切实际的打出了“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并对此大力渲染，无形中群众认为警察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邻里吵架、夫妻吵架，群众不找居委会，找警察；欠债纠纷不找法院，又是找警察。公安民警处理起来左右为难，疲于奔命，事实上警察对有些事情也根本无法处理。这种耗时、费力的工作，牵制了公安机关投入对社会治安控防的大量警力。浙江大学一位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教授认为，“模糊不清的承诺，其实是对滥用公共资源行为的一种纵容。警察是公共服务机构，他为个人提供服务时，应该是求助确实力所不及并且为‘急、难、险’的情况。”

我们并非否认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为考虑达到公众的满意而进行的单纯服务等层面的优化警察勤务规划有必要，但在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进行审慎的再认识。笔者认为，现阶段公安机关的服务应当主要围绕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流任务而不是对个体公民某些“私权”的满足和服务，服务应当是对公民的“共同私权”的服务，服务应当是公安机关职权、义务范围之内的“便民、利民、为民”措施。公安机关从有些不必要的“服务”中解脱出大量警力对社会面进行控防，集中精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改善治安环境，增加公众的安全感，这其实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服务，更能体现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针对社会犯罪激增的情况，从来都是以强化打击犯罪来服务社会公众，未见有号召警察来全方位满足公民个体“私权”的服务。我国在此社会转型、治安形势严峻时期，由警察来对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二、对公安机关现有体制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现有的公安体制架构基本在沿用六七十年代的办公模式，虽然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过改革创新，但尝试得不够彻底，其实也是“换汤”式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提高警队的战斗力，甚至改革之后战斗力有所削弱。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日益显露其弊端，主要表现在：配置警力不合理，机构分散，业务重叠，多头领导，公安资源浪费严重。这绝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审慎的对现有机构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弊端。如巡警的配置，现状是市局一级机构设支队，分局再设大队，大队下面设置中队，具体巡务由中队负责。支队、大队两级各有办公机关及机关警务人员，而且人数众多。在关系上，支队对大队进行业务指导，分局则对大队直接领导。正是由于“指导”、“直接领导”的原因，造成了两级机关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在这个空间中漂浮着大量的富余警力。我们试想，如果剔除了“指导”、“直接领导”，两级机关可以抽出多少警力？机关每年所使用的经费又可以节省多少？这个不难计算。长期以来，在公安部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改革从未更断，措施不断更新，但效果却不理想，刑事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安机关只关注公安资源的投入和使用，而对结果和投入缺乏相应的成本观念。则投入时“不计成本”，而对于投入以后产生的效益不能进行可行的测定和评价，因此就出现了警察部门内部存在大量的无效警力和负效警力。上述巡警的问题亦是基于这个原因。

警力隶属多头，难以集中使用，这是公安资源浪费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如在路上巡逻的警察，除了交警，还有巡警，甚至再有派出所的民警，三种警察分属不同部门，多头领导，警务安排各自为主，任务重复，难道这还不是浪费？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形成拳头，必须五指收拢。这是“拳头理论”，也是常识。拳头的力量比手指的力量大，使用警力亦是同一道理。用“拳头理论”及“成本理论”来指导公安体制改革，将大部分的机关警力直接设置在最基层，充实第一线的警力，我们还会抱怨“警力不足”吗？

“警力不足”是相对的概念。何谓“足”，何谓“不足”，没有统一的标准。从基层派出所的角度来看，搞基础警务工作，每天不断的忙，没完没了，加班加点，警力确是“不足”。但在有些机关部门，上班一杯茶，一份报纸，消闲自在等下班，这不止是警力“充足”，甚至是富余。所以，公安部门长期出现了劳动量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用家庭理论来考察，一家五口人，如果大哥忙，兄弟还可以过来帮忙，大家分担，很快就把事情办完。但是，现在的公安机关部门之间只能是邻里关系，邻居帮忙与否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自愿。如果基层派出所作为一个家庭，其他机关部门即是邻居，警力长期得不到集中使用，问题的症结就出于此。我国现在流行的与发达国家警力万人比的数字攀比观念，这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信息时代来临，世界各国正沿着“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发展，我国亦不例外，因此，现代的警务工作出现了全新的理念。公民认为：政府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而供养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作为有纳税义务的公民理性的思考是，既要从政府处获得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又不愿增加赋税。所以，公众的一致愿望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运作模式。基于公众的统一愿望，各国政府正在调整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精简机构及人员，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警察部门作为政府最大的部门之一，各国政府亦在有效地控制投入，以防止其不断膨胀。作为警察机构，一定要摒弃传统的扩充人员、加大投入的旧思维，而要从内部挖掘增加警力的潜力。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亦进行精简机关人员之类的改革，充实了基层部分警力，但未抓住问题的本质，未起到解决基层警力不足的根本作用。现代的警务规划必须以效率、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警务安排中不能出现任何无效率和浪费现象，因此，公安机关必须痛下决心，对机关架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没必要存在于市局、分局的二级机构，将人员、业务直接放在基层。粗略计算，以深圳为例，单是“巡所”一体化，就可以为基层派出增加近百分之一百的警力。这样规模的第一线基层警力，没有理由搞不好社会治安工作。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西方国家的警察部门管理出现了全新的理念，称为“第五次警务革命”，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微观管理有极好的借鉴作用。他们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警察内务管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管理上无本质的差别；私营部门管理具有优越性；借用私营部门管理模式来重塑警察形象。因此，成本预算成为警察局长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安排一个警力必须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这要求警察局长不仅是警察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还应是会精打细算的老板。事实上，这个理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规划中已经得到运用，如：警务安排执行严格的分班制度；警力安排根据警察工作量作弹性变化；为节省警察投入，在安排内勤工作人员时招募一批有技术、待遇低的文职人员等措施。在指导警务外部工作时，他们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警察机构长期存在的困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警察机构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警察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

上述的警务理念，与警察的实际工作相联系，也许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的警察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公众很满意。如果我们公安机关借鉴其合理的成分，对内勤人员亦使用社会招募的技术人员，并将警察的部分服务业务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我们可以节约近三分之一的公安资源。

三、“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这是德国犯罪学家李斯特说的话，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一直被政府、犯罪控防专家奉为至理名言，亦是他们在进行犯罪预防工作时奉行的准则。他们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控制犯罪是社会的责任，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而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依靠警察来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由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犯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有共通的特点，笔者认为李斯特的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预防的至理名言。

社会政策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涉及政府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对自身行为、企业行为、公民行为进行规范，从源头对社会控制、治理、防范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它包括法律、法规、政府的所有成文文件等等，范围广大。众所周知，完善的社会政策，可以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当然包括优良的社会治安环境。长期以来，我们政府在致力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法治观念深入民心，这些都是社会政策日趋完善的标志。但是，在很多领域内，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地带。地方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时，缺乏深入调研工作，并未制定或未完善地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或者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未综合考虑解决治安隐患问题，在源头上对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政府要求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分子保持高压态势，严打一浪接一浪，专项治理运动一个接一个，往往是运动期间治安形势好转，运动一过即沉渣泛起。如抢盗机动车辆案件，公安机关不断的打击，案仍有增无减的发，这是什么原因？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未抓住本质，即治标未治本。政府应对此进行深入调研。重视打击之外，重要的还是防，要“打防并举”。当然公安机关的控防工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源头的防。卫星定位系统对机动车的防盗抢效果很好，为什么政府对机动车销售时不将之进行捆绑销售的立法？同样道理，房地产市场也应与室内红外线防盗系统进行捆绑销售。完善的控防措施必然可以遏制大量的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在英国，针对社会出现大量盗抢手机的案件，政府对手机进行了登记、凭登记牌转机、上网的立法，如果公民使用非经登记的手机，便可认定为刑事罪行，遏制了销赃市场，此类案件一下子大幅降低。这就是社会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

关于西方国家重视犯罪预防的情况，在此不妨作一赘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1) 美国：6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法律实施局。它的作用是把联邦的税收转给各州和地方政府进一步进行犯罪控制，以想尽对策来减少犯罪。1980年，美国又成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它关心年轻人，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犯罪预防会使美国人生活过得更美好。

(2) 瑞典：1974年，瑞典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起初，该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研究与审判系统有关的问题，后来研究的重点逐步集中在犯罪预防和对这些估计上，并把犯罪预防作为首要任务。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改进各个组织的犯罪预防方法，依靠社会力量同犯罪作斗争。它重视观察、分析及预测犯罪的发展，研究犯罪的起因、阻止犯罪的方法和估价，强调犯罪预防一定要形成组织，要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对实施的方法要进行评估。

(3) 荷兰：1986年，荷兰政府开始实施一项犯罪预防计划，它包括50多项系统工程。如为失业者提供看管自行车的工作，在商店协助警察打击扒手，举行女子自卫讲座等等工程。该国50多个市政府都成立有犯罪预防的协调单位，通过警察及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来寻找同犯罪作斗争的方法。

(4) 法国：1983年，法国建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地方700个城镇和地区亦建立了犯罪预防委员会来预防犯罪。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有选举出来的官员，地方基建、教育、劳动、司法长官、警察和一些私人组织的代表，他们探讨犯罪的原因，达成一致协议后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同时实施许多预防犯罪的工程来控制犯罪。

(5) 加拿大：在该国，有关社会、卫生、住房和经济发展计划也被列入“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政策来预防某种具体的犯罪。如在80年代，卫生福利部接管了全国禁毒战略计划、全国反对酒后开车计划和全国预防家庭暴力计划的预防犯罪领导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了预防犯罪的网络体系，通过了城市安全和预防犯罪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由司法部、检察署、卫生福利部、国务部、劳工移民部和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建立的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起到了预防犯罪行动情报交换所的作用。

从上面有关国家的情况看来，政府在犯罪预防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政府应积极借鉴其合理成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加强对社会治安、犯罪问题的调研工作，准确、及时地将动态信息反馈给政府决策层。政府要据此对社会治安进行通盘考虑，对可以预防的犯罪，政府要从宏观政策上设置防范障碍，增加社会投入，加大犯罪成本，进行综合治理，毕竟治理社会治安工作并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在西方国家，理性的公民均一致认为管理社会治安是全社会的事。我们政府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再不能固守传统的“报复”性立法观念（如触犯了某条文，以犯罪论，处多少年徒刑。此即报复性立法），而要以犯罪预防的理念，在法律、法规中增加预防犯罪的条文，对社会治安控防加大立法力度。尽管立法时有可能触犯了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对社会整体、对社会治安大环境有利，必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
论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
——由“欧美大地”案所引发的思考


一、 基本案情介绍：

2003年4月15日，围绕着“欧美大地”商号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诉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①通过此案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又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并审视入世后的中国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在“欧美大地”商号纠纷案中，原告诉称，其于1994年10月开始便正式注册、使用现名（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是为在引进世界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提供中国使用的各种检测与测试仪器设备。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原告及经其合法授权而成立的广州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在国内同行业中积累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欧美大地”字号已经被业内其他经营者及相关用户所公认。然而，被告却在明知的情况下，于2001年12月在北京登记注册了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并且还从事与原告相关的经营，并已经给原告实际造成了客户的混淆与误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等。

被告则认为，自己的企业名称是合法注册的，并不构成对他人权利的损害，更何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企业名称应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由于企业名称的专用权是指对企业全部名称的专用权。因此，并不意味着对上述4个构成要素分别享有专用权，其认为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而且其与原告的经营范围、产品等均有不同。

纵观原、被告的诉称，不难发现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欧美大地”商号权。商号纠纷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广泛存在。比如：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商号产权纠纷问题，以及已经注册成商标的商号与原有商号之间的权利纠纷问题等等。而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商号侵权的表象问题，却一直忽视了目前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最大漏洞——企业名称注册的不合理机制，它才是造成我国目前商号纠纷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

二、案件引发出的我国商号法律保护问题

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原告（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早在1994年10月便开始正式注册使用了现有的企业名称，并通过多年的经营，在相关业内（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使用的各种检测与测试仪器设备行业），积累了良好的信誉，得到了相关业内经营者及用户的认可，并且通过合法授权还成立了广州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而被告（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却是于2001年12月在北京登记注册而成立的，从事的也是与原告相关的行业经营。根据企业名称的构成要素理论，企业名称一般是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的，显然在本案中，原、被告的商号都是“欧美大地”。由于两者所经营的行业又相同（同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使用的各种检测与测试仪器设备行业），因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确实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认与混淆。因为随着商品或服务种类的日趋增多，广大消费者在购物时，常常凭借的是“认牌（品牌）购物”或者“识名（企业的商号）购物。比如：一个人欲购买家用的刀剪时，他便会在超市中极力搜寻有无“张小泉”或“王麻子"企业所生产的刀剪，这体现的便是商号的巨大作用。

根据商业惯例，企业在市场中运作经营时，通常很少会将自己企业的全部名称标注并宣传（除商品包装的印注和少量的广告宣传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市场中，重点突出的只是企业名称最为核心的商号，由于简单易记，所以这样做可以充分使消费者快捷、牢固地记住该企业的商号，使其在听到或者看到该商号时，便会自动地与质量优异、可靠的商品或服务联系在一起。无形之中，便又扩大了该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增加了企业的商业利润。这时，商号与商标一样，其作用不仅仅在于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通过积聚的商业信誉，可以吸收广大消费者，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同时也是商号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以推知，本案甚至众多类似的商号纠纷案或者商标纠纷案之所以频繁发生，皆是由于知名商号或者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商誉而造成的。如果某些企业能够顺利的“搭上便车”不仅能够使广大消费者误认为其生产的产品与拥有知名商号或者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来源相同，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免费”广告宣传的行为在市场上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这种现象在商标侵权或者商号侵权案中常常出现，被称为“顺向混淆”，即在后的商标或者商号所有人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虚假印象，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在先的商标或商号所有人。②

三、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通过仔细分析上述案件，甚至类似的案件其产生的原因，却会发现固然知名商号或者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背后所隐藏着的商誉是造成这些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目前关于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却是造成相关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是：企业名称（商号）采取的是区域登记注册制。即：由每个行政区域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负责该区域内的工商企业的注册登记，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主管、负责全国公司企业的登记注册工作。③这种商号的法律保护体制，极易造成在不同行政区域内有着大量拥有相同商号的企业并存的现象出现。而且这种区域登记注册体制，还会经常导致侵犯他人在先商号权现象的出现。与此相对，我国商标的申请注册则是采取的全国统一管理、统一审查的体制，即：申请注册某一商标，须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统一受理、统一审查，如果发现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企业的在先商标相同或类似的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可以不予以批准注册。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在全国范围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标现象的出现，《商标法》还规定了商标的异议程序，即：相关权利利害人可以在法定的期间内，对于经过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提出异议，而且商标法第三十条也明确地规定：“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被异议人陈述事实和理由，经调查核实后，做出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裁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被异议人。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复审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过对比，显然企业名称（商号）的区域登记注册体制是不完善的，是容易从制度上造成权利冲突的，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漏洞百出的根源所在。因此，完善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势在必行。

四、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

1、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的商号，理应受到充分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最早将商号纳入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是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其第八条明确规定：“商号应在本同盟一切成员国内受到保护，无须申请或者注册，也无论其是否为商标的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第八款，在给“知识产权”定义时，其第六项也明确地将“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列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商号，作为商业标识之一，其作用类似与商标，不但可以用于标识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来源，起到识别性功能，而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在于它还可以代表特定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信誉。因此，与商标等其他商业标识一样，商号同样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是企业所拥有的重要的无形财产之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款也从禁止混淆、误认的角度规定了对商号的法律保护。④显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明确规定了应给予商号以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比如：产生了很多类似“欧美大地”商号纠纷案的案件，而且在理论界也多集中于探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权利冲突问题，⑤对于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探讨的不多。而且，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接踵出台，似乎也只是忙于修补两者之间的权利冲突，而忽视了对商号权进行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导致了目前我国商号权法律保护薄弱的现状。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有必要加强对商号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2、目前，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完善

（1） 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完善的原因

首先，在立法层面上，我国对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除集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还有几部重要的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公司登记管理若干规定》等法规。然而，这些法规不但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保护，也只集中于之言片语，缺乏对商号的较为具体、详细、系统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只在第十一条规定了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保护。⑥由此可知，造成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现状的原因，也有法律规定上的不完善，即不但相关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层次低下，而且还缺乏具体系统的关于商号的法律保护规定。此外，在保护体制上，如前面所述，区域登记注册制，也造成了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先天不足。所以，必须完善我国目前的商号知识产权保护。

其次，在相关法学基础理论上，目前反淡化理论之所以为世人所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被作为了对驰名商标所必须采取的特殊法律保护措施。然而，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商标、商号及类似的商业标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皆是由于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巨大而又不断积累的商誉。反淡化所依据的理论和立法基础是商誉价值。⑦如：美国早期的《州商标示范法》便规定：“对可能造成的商业信誉损害或者对一个注册商标，或依据普通法而有效的标记、商号的显著性造成的淡化行为，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商品来源是否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均有权提出禁令救济。”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示范规定》第三条专门对“损害他人商誉或名声”的行为进行了规定，指出降低商标、厂商名称或其他企业名称、产品外观设计、产品或服务介绍、名人或著名虚构人物的区别性特征或广告价值，都属于“弱化商誉或名声”的行为。总之，反淡化理论目前的适用范围已经包括了对商标、商号、其他商业识别性标识的商誉都进行法律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从相关法学基础理论角度看，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应该得到加强。

（2）完善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

首先，在立法层面上，应该结合目前我国的发展形势，适当考虑修订几部关于保护商号的行政法规，比如：较多地增加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保护内容，使其条文能够详细化。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号对于企业而言，其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强，增加相关商号的保护内容，同时也是对入世后我国商标法修改的一个应对之举。这样可以更加构筑起我国商业标识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其次，在体制上，可以考虑借鉴商标申请所采取的全国统一审查制。我国《商标法》对商标的申请注册采取的是统一管理、统一审查，即：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负责受理全国范围内的商标申请注册，同时对申请注册的商标实施统一审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事先预防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便于国家对商标的统一管理。因此，基于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欧美大地”商号纠纷案的案件的发生（因为被告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同样是经合法登记注册而成立的），可以考虑在照顾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采取类似的法律措施。比如：在仍然保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基础上，实行全国联网，统一检索、审查，从而杜绝不同行政区域内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号现象的发生。

最后，在法律程序上，也可以适当考虑借鉴商标法规定的异议撤销程序，即：允许相关权利关系人在商号登记注册后的一段期限内（如3个月），可以向相应的登记注册管理机关提出异议，申请撤销不正当的商号。同时，因为商号不同于商标，因为商号一经登记便要核发相应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所以可以不考虑在立法上增设相关商号的初审公告的规定，只要增设异议撤销程序即可与统一审查体制相配合，共同杜绝不同行政区域内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号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