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印发《民政部工作规则》
民政部
民政部印发《民政部工作规则》
民政部工作规则
（2008年5月12日第一次部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了进一步提高民政部各项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国务院工作规则》及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则。
二、民政部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民为本”，正确履行职能，努力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和廉洁的政府部门。
三、民政部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四、民政部机关要发扬民政部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精神和“勤政为民，团结务实，开拓进取，甘于奉献”的部风，牢固树立“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切实履行“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的核心职责，坚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努力构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机制，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基础作用。
第二章 领导职责
五、民政部实行部长负责制，部长领导民政部的全面工作。副部长、党组成员协助部长工作。
六、部长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部长碰头会议和其他需要召开的重要会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部长、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部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以代表民政部对外参加活动；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部长报告。
八、部长出国、脱产学习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或部长指定的副部长主持工作。副部长出国、脱产学习期间，其分管的工作由部长指定的其他副部长代管。部办公厅主任协助部领导处理日常工作。
九、部机关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领导本部门的全面工作，其他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开展工作。司级非领导职务受司（局）主要负责人委托，可以负责或协助某一方面的工作。
民政部机关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要各司其职，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民政部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十一、民政部拟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制定的部门规章，上报国务院的政策建议、大型项目等重大决策事项，由部务会议或部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十二、民政部上报国务院讨论的立法建议、重要政策建议、重大工程或采购项目等，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有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十三、凡事关全局的政策法规、工作规划、工作部署、领导重要讲话、重要会议和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由部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四、重要文件提交部务会议审议前，分管副部长应当召集有关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进行讨论、修改。
十五、部机关各司（局、厅）重大事项须经司（局、厅）长（主任）办公会或司（局、厅）务会集体研究，并向分管副部长请示、报告。部直属事业单位实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涉及业务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应当征求有关司（局）意见，向分管副部长请示、报告。
十六、民政部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各司（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民政部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部办公厅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章 坚持依法行政
十七、民政部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十八、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政工作改革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议修改或废止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事项应当事先报请国务院同意；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规章应当按照规定报国务院备案。
十九、国务院立法计划中确定的由民政部起草的行政法规、民政部制定的部门规章，一般应当由有关司（局）起草，根据需要，也可以由部法制部门起草或组织起草。部法制部门负责对需要上报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草案、提请部务会议讨论的部门规章送审稿进行审核，形成草案和对草案的说明，提出提交部务会议审议的建议，并由部法制部门主要负责人向部务会议作说明。
部法制部门对于征求我部意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应当认真协调办理；各司（局）应当对涉及本司（局）业务的内容进行认真研究并提出答复意见。
二十、严格执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二十一、进一步加快民政部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明确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按照行政许可规定，规范民政部门实施社会管理的职能。
第五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二、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民政工作透明度。
二十三、建立健全民政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按照有关规定，遵循合法、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
二十四、民政部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依据的法律法规，制作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主要业务工作的进展完成情况等方面的政府信息，要按照有关程序主动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民政部机关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其他民政部机关政府信息，原则上应按照有关规定依申请公开。
二十五、民政部机关所公开的信息应当通过民政部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二十六、建立健全民政部机关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制、信息发布协调机制和保密审查机制，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保障政府信息公开规范运行。
二十七、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长效机制,努力提高政务公开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推进民政政务公开。
第六章 健全监督制度
二十八、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和质询；主动接受全国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二十九、认真执行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中央纪委的纪律检查和监察部的行政监察，接受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实行党风廉政建设汇报制度，发现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国务院报告。
三十、依法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执法监督工作。加强执法检查工作，将年度重点执法检查工作与日常执法检查工作相结合，同时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行为，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加大民政系统内部监督力度。严格执行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健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修改、废止工作制度，落实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评价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
三十一、进一步完善听证、专家咨询、公告发布、促进新闻舆论监督和通过互联网促进公众参与民政工作等办法，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召开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会议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可以邀请新闻记者旁听。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单位要调查核实，情况属实或基本属实的，应当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并向部长办公会议报告。加强民政部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欢迎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
三十二、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部领导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各部门负责人要参与接待重要的群众来访。
三十三、推行行政问责制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民政部门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七章 工作安排布局
三十四、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制订民政工作发展规划。
三十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年度工作安排提出民政部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工作计划，确定需要讨论的政策法规、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重要工作等事项。
三十六、部机关各司（局）要根据民政部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工作计划，按照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部署，研究制定本单位的年度计划，明确具体的工作进度和措施。
每年年中召开年中分析会，对照年初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工作部署，分析上半年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每年年底结合部年终总结，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要向部领导或部机关全体公务员报告业务工作完成情况，并将每一项业务工作完成情况形成年度工作报告，交办公厅汇总。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七、民政部实行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部长协调会议、部长碰头会议和理论务虚会制度。
三十八、部务会议成员由部长、副部长、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办公厅主任、各司（局）长组成。驻部监察局局长列席部务会议。根据需要可以安排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务会议由部长或部长委托的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召集。部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指示和重大工作部署；学习讨论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
2.审定上报国务院的法律法规草案，审定部颁规章；讨论决定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重要文件和其他重大事项;
3.审定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民政部工作计划；
4.审定“孺子牛奖”、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市、区、旗）获奖名单；
5.研究决定其他需要部务会议审议的事项。
部务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三十九、部长办公会议成员由部长、副部长、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办公厅主任组成，由部长或部长委托的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召集。与议题有关的司（局）负责人，驻部监察局局长列席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审定上报国务院的重要请示、报告,审定拟下发的重要文件；
2.研究决定重点工作和阶段性工作安排；
3.听取重要业务工作汇报,研究制定有关措施;
4.讨论决定民政工作的重要事项：县以上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更名；成立全国性民间组织；救灾款物的使用、分配方案；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分配、使用方案；以部名义表彰命名的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冠以“国家”级称号的各类等级和荣誉，以及民政系统荣誉称号、记功奖励、专项工作表彰和特定事件通报表彰的评定；以部名义召开的全国性会议的方案和领导讲话;以部名义批复或主办的各类重要活动；年度外事出访计划的审批；部机关司（局）级领导、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率团出访的审批；讨论决定年度会议计划，审批临时性重要会议；讨论决定部机关各项制度；讨论决定机关行政事务的重要问题；研究直属事业单位的重要事项；研究决定其他需要部长办公会议审议的事项。
部长办公会一般每两周召开1次，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适时召开。
四十、提交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议题须先经司（局）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经分管副部长核准，提交部长确定，会议文件由部长批印。由司（局）代管或主管的直属事业单位提交的议题，须由其代管或主管的司（局）办公会议通过，并以司（局）名义报分管副部长同意后提交。民政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组织的议题，与有关司（局）沟通后，报部领导批准，可以直接向部长办公会议提交并汇报。
办公厅对提交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讨论的材料进行把关。对涉及民政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性的议题在分管副部长的领导下进行研究论证，对涉及两个以上司（局）业务的议题进行综合协调。
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召开会议研究的部长办公会议议题，可以采取以阅代议的方式处理，即由过半数的部长、副部长采用书面传阅的方式审定。重大议题的审议一般不采用以阅代议的方式。
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会务工作由办公厅负责。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部长、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或部长委托的副部长签发。办公厅应当及时将会议精神向未出席会议的部领导报告。
四十一、部长协调会议成员由议题主办司（局）的分管副部长召集。会议主要研究、协调和处理民政工作中的一些专门问题，或为提交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审议的议题作前期协调、论证。部长协调会议议题由部长或分管副部长确定。会议视情况需要印发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部长或副部长签发。部长协调会议议定事项应向部长办公会议或部务会议通报。
四十二、部长碰头会议由部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召集，副部长、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定、指示；通报工作情况；安排近期主要工作；沟通有关事项等。部长碰头会一般不研究决定事项，不印发会议纪要。
四十三、理论务虚会议每年召开1—2次，由部长召集，副部长、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以及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驻部监察局局长参加。会议主要结合理论学习，研究工作思路。
四十四、民政部业务工作会议分三种：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会议；民政部召开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司（局）召开的非全国性的小型座谈会、研讨会。
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但由民政部组织的各种会议，以民政部名义联合其他部门召开的会议，民政部召开的全国民政会议、年度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议，由办公厅组织、协调。其他以民政部名义召开的会议，由有关司（局）组织，办公厅参与协调。非全国性的小型座谈会、研讨会由有关司（局）组织。
四十五、严格会议管理，坚持会议计划制度。各类会议必须由办公厅审核、协调，根据会议批准权限报批。凡拟在下一年度召开的会议，各司（局）应当于上年11月中旬以前将会议计划送办公厅，经部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实施。没有列入会议计划拟召开会议的，必须报经部长办公会议批准。
召开各类会议，统一由办公厅下发会议通知。会议结束后15日之内，主办会议的司（局）应当将会议总结报告报部领导并抄送办公厅。
各类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尽量压缩会期，精减会议人员。鼓励召开视频会议。
第九章 请示报告
四十六、对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及有关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和涉及民政工作全局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应当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四十七、部领导参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会议，要在会议结束后及时将会议精神通报其他部领导，或将有关文件交办公厅，由办公厅分送部领导传阅。
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有关部门的会议，要及时将会议情况报分管副部长，重要事项同时告知办公厅。
四十八、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外出调研、考察结束后，1个月内要将调研、考察报告报分管副部长，同时送办公厅，如有必要可在部信息刊物和机关内部网站上刊发。
四十九、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部长出差，要向国务院领导报告。副部长出差，要事先向部长请示。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差、离京、休假，要事先请示或报告，经分管副部长同意后，报部长批准，同时将出差往返时间、地点告知办公厅。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其他负责人出差、离京、休假，由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分管副部长批准。
五十、民政部要加强与上级机关、各部门以及各地民政部门的联系。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上级机关报告各种紧急、重大情况，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要经常向部领导报告工作，保证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办公厅负责落实。
五十一、部值班室坚持24小时值班，确保保密通讯专网畅通。节假日、敏感时期和灾害集中时期要加强部值班室及有关司（局）、直属事业单位值守工作，有关司（局）领导和重要岗位人员要确保通讯畅通。部领导和司（局）领导节假日应当带班。
第十章 公文审批和督查
五十二、以民政部、民政部办公厅名义制发公文，要依照国务院和民政部关于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严格办文程序，确保公文质量。
五十三、各司（局）起草的公文，应当送办公厅按照公文处理的规定进行审核。
五十四、民政部部令由部长签发。民政部文件、函件由部长或者分管副部长签发。以民政部名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由部长签发；部长外出时，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签发，或者由部长委托分管副部长签发。
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由部长或者分管副部长签发。
五十五、民政部办公厅文件、函件，由办公厅主任或者分管副主任签发。重要的民政部办公厅文件、函件，送部长或者分管副部长审阅后由办公厅主任或者分管副主任签发。
经部长或者分管副部长同意，办公厅主任或者分管副主任可以签发民政部文件、函件。
五十六、文件签发人签发文件时应当表示明确的意见，并签署姓名和时间。
五十七、各司（局）起草的公文须经各司（局）主要负责人审核，并签署姓名和日期。各司（局）一般不对外正式行文。
因工作需要，司（局）对外行文，须经分管副部长批准。司（局）公文在形式上不发普发文件，内容上不涉及法规政策，不向下安排布置工作。
五十八、办公厅负责对上级机关决策、决定、领导批示、交办事项，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和督促办理。督查工作办公室设在办公厅。各司（局）按照职能对督查事项进行立项、办理和反馈。
第十一章 领导活动
五十九、需要部领导出席部外的会议、活动，承办单位须经由办公厅请示部领导同意后安排。
六十、对有关单位和民间组织邀请参加的礼仪庆典活动，部领导和各司（局）单位负责人原则上不参加，不题词，不发贺信、贺电。确实需要参加的，由办公厅从严掌握，提出意见，报部长或分管副部长同意后，方可安排。
六十一、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或地方党委、政府副省级以上领导来我部商谈工作，原则上由部长或副部长出面接待，有关司（局）配合，办公厅负责安排。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或地方党委、政府司（局）级干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负责人来我部商谈工作，一般由办公厅、有关司（局）对口接待。必要时办公厅报请部领导会见。
其他人员来部商谈或汇报工作，根据所谈内容，由对口单位负责接待。
因公来部人员需要安排工作餐的，应当在部机关食堂就餐，由办公厅或有关司（局）负责安排。
第十二章 外事制度
六十二、民政部因公临时出国（境）人员（含访问、考察、国际会议及培训等）要认真执行有关外事规定。部领导出访由国务院审批。司（局）级及其以下人员因公出访按规定报批。各司（局）、全国老龄办、直属事业单位以及部管社团组团出访，应当在上一年年末将出访计划报外事司，说明目的、出访人员、往返路线和经费来源等，经外事司审核、分管部长同意后提交部长办公会议审定。出访团组应逐案报批；不得自行向地方民政厅（局）发文组团，不得向有关单位指定人员。出访人员政审由人事部门负责，有关手续由外事司统一办理。因私出国（境）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六十三、部领导出国（境）公务访问离京、到京时不安排其他部领导送迎，由办公厅和外事司安排接送事宜。
六十四、其他日常外事接待、国际合作项目、签署多双边协议、涉外办案、新闻采访及部领导会见等事宜由外事司归口管理。
六十五、涉港澳台事务由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归口管理。
第十三章 廉政、纪律和作风
六十六、坚持从严治政、从严治部的方针，加强自身建设，强化责任意识，规范行政行为，认真履行职责。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当事人及单位领导的责任。
六十七、民政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六十八、民政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六十九、民政部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七十、民政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民政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七十一、民政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迎送。
七十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七十三、部领导领导出席会议、参加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七十四、各司（局）和司（局）负责人发布新闻、接受采访或发表言论，应执行民政部新闻宣传工作管理的有关规定。发布重要新闻报部领导批准。
七十五、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应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报告。
评“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原则(第二部分)
?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读后感
杨小欣
目次
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 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 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 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三 《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44]
如前所述,答记着问强调, 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那么, 答记者问所说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上, 条例所体现的立法政策与民法通则所体现的立法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又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的呢? 被作为根据的那些“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呢? 即便符合客观现实, 以这些事实为根据, 是否能够证明条例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限制性规定具有政策上的合理性呢? 这些就是本节要检讨的问题。
(一)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及该政策的事实根据
条例第1条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指出, 修改办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原则是“既要使受损害的患者得到合理赔偿,也要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45]。答记者问的表述与卫生部汇报的见解基本相同, 但更为直截了当。它指出, 条例之所以要对赔偿金额作出限制, 就是“为了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换言之, 如果不对医疗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所作出的限制, 如果法院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适用体现了实际赔偿原则的民法通则的规定, 那么, 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46]。由此可见,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特殊立法政策的“特殊”之处, 亦即在赔偿政策上条例与民法通则的不同之处,在于条例以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这一公共利益来限制患者或其遗属原本根据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所可能得到的赔偿这一个别利益。笔者在此将该政策简称为“公益限制赔偿政策”。
根据答记者问的说明, 条例所体现的公益限制赔偿政策是以下述被政策制定者所认定的四项事实为根据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② 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 ③ 我国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 ④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照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可以发现, 答记者问所提出的事实根据论,除了其中的第①项似乎是答记者问自己的看法(笔者不知道卫生部是否在其他正式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以外,基本上反映了卫生部在汇报中所表达的见解[47]。
以下, 笔者对“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进行分析和评论。
(二) “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1． 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性。
答记者问没有说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与限制赔偿到底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姑且作出两种推测[48],然后分别加以评论。
(1)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高风险性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 降低了过失这一医疗侵权的主观因素在赔偿责任构成中的意义。人们应当承认以下两个事实, ① 在医疗过程中, 即使医务人员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 也未必能够完全回避诊疗的失败及由此引起的患者人身损害的发生; ② 即使医务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方面确实存在过失, 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与该项医疗行为固有的风险性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 在设计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时, 应当考虑到医疗风险这一客观因素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不应当把在客观上应当归因于医疗风险的那部分损失也算在医疗机构的头上。条例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反映了医疗事故损害与医疗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这一事实, 因此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当的。
笔者基于下述理由认为, 上述推论是不能成立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不能反映现实中的医疗行为与医疗风险的关系的多样性。现实情况是,医疗行为不仅种类极其繁多而且存在于医疗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有的可能具有高度的风险( 比如确诊率极低的没有典型早期症状的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 成功率极低的涉及人体某一重要器官的复杂手术,对抢救患者生命虽然必要但严重副作用的发生可能性极高的急救措施)，有的则可能几乎没有风险（比如在遵守操作规范的情况下的一般注射，常规检验，医疗器械消毒，药房配药，病房发药等）② 这种推论误解了医疗风险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关系, 因而是根本说不通的。众所周知, 我国的医疗侵权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而非严格责任原则。既然如此, 那么在医疗损害的发生被证明为与医疗过错和医疗风险(特指与医疗过错无关的风险)[49] 二者都有关系的场合, 医疗机构只应承担与其医疗过错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医疗侵权法上, 风险因素与民事责任不是成正比而是成反比, 风险因素对损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越大, 医疗机构因其医疗过错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就越小。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是增加而是可能减轻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因素。只有在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侵权领域, 高风险性才可能成为增加民事责任的因素。
(2)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如果事先不通过制定法(比如条例)对赔偿范围和数额作出必要的限制, 那么医疗机构就会因害怕承担其不愿意承担或难以承担的高额赔偿责任而指示其医务人员以风险的有无或大小作为选择治疗方案的主要标准,尽可能选择无风险或较小风险的治疗方案; 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时就会缩手缩脚,不敢为了抢救患者的生命而冒必要的风险, 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因此就可能得不到原本应当得到的医疗保障。所以, 条例限制赔偿标准,有助于调动医师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 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笔者认为,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推论, 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① 在对赔偿数额不作限制(尤其是不作低标准限制), 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医师果真会从积极变为消极, 对患者该治的不治, 该救的不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吗? 限制了赔偿数额,医师果真就会因此而积极工作, 勇于担负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吗? 这一推论符合医疗侵权的实际状况吗? 依笔者之见, 在适用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或赔偿标准高于条例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情况下, 医师未必会因害怕出差错•承担较高的赔偿责任而该治的不敢治, 该救的不敢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因为在许多场合, 采取这种消极回避态度反而会导致医疗不作为或不完全作为所构成的侵权。不仅如此, 因为这种消极态度可能具有放任的性质, 因而在其导致的侵权的违法性程度上也许比工作马虎或医术不良所引起的延误诊疗致人损害的侵权更为严重。② 医疗的宗旨是治病救人, 因而是不考虑风险违规乱干不行, 顾忌风险违规不干也不行的典型行业。医师必须遵循诊疗规范,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尽善管理。③ 限制或降低赔偿标准, 就算可能有调动医师积极性减少消极行医的效果, 也免不了产生降低医师的责任感, 纵容违规乱干的严重副作用。④ 按照风险论的逻辑, 条例规定的赔偿制度还不如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制度; 对广大患者而言, 他们的生命健康利益获得医疗保障的程度在条例时代反而会降低, 因为医务人员的救死扶伤的积极性由于条例( 较之办法)加重医疗事故赔偿责任而降低了。
2．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质, 以此为据限制赔偿也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答记者问没有(卫生部汇报也没有)具体说明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有何含意, 更未具体说明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与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之间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参考有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和一些文章中的议论[50], 分别对这两个问题的内容作出以下的推测。
(1) 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公益事业单位,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而言, 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② 政府对公共医疗事业的财政投入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为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而为广大患者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政府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税收优惠和合理补助的政策,为这些机构的福利性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支持。③ 政府为了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福利, 减轻患者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 在城镇为职工建立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农村推行和资助合作医疗制度, 邦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当地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④ 政府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 对医药品市场价格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的控制。
(2) 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 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发生的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① 它是在非自愿(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上有义务向需要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的并且是非完全等价(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不以完全的等价有偿为原则 ) 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 患者仍需支付一定的医疗费用) 的当事者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在完全自愿•等价有偿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当事人即通常的民事活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② 它是提供医疗服务利益的医疗机构和接受医疗服务利益的患者之间因前者的利益提供行为发生错误导致后者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赔偿关系, 换言之, 是好心人办错事引起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通常的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所引起的赔偿关系。③ 它在事实上又是以作为公共医疗的投资者的政府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不仅可能影响到政府投资的效益,而且可能使政府投资本身受到损失)同时以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可能影响到该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从而影响到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的利益)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仅仅涉及当事者双方利益或至多涉及特定私人第三者利益的赔偿关系。
(3) 正是因为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引起的医患之间的赔偿关系具有不同于通常的债务不履行或通常的侵权所引起的赔偿关系的特征, 所以条例起草者才将该事实作为调整这种赔偿关系的特殊政策的依据之一。如果不考虑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 如果不以该事实为依据制定特殊的赔偿政策, 而是完全根据或照搬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 医疗事故赔偿的结果, 不仅对于赔偿义务人医疗机构可能是不公正或不公平的, 而且会使国家利益和广大患者群众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笔者认为, 上述见解（假定确实存在）, 根本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
(1) 答记者问在论证限制赔偿政策具有合理性时, 只提“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不提我国的医疗行业和医疗服务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和商品化, 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还得不到医疗费负担方面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两个有目共睹的现实。这种论法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 这一“事实”作为答记者问所支持的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前提之一, 本身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的。
① 众所周知, 在条例起草和出台之时, 更不用说在答记者问发表之时, 我国的医疗行业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第一, 从我国医疗行业的主体来看, 被官方文件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51] 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确实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据说因其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 所以对接受该服务的患者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但是,在我国的医疗行业, 非公立的完全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早已出现, 其数量以及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所占有的市场分额均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民间资本或外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合资经营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现象。它们扩大了完全商品化的医疗服务市场。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在价格上是放开的, 所以对接受其服务的患者而言, 没有福利性 ( 除非将来有一天把这类医疗服务也纳入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保险的范围)。此外, 只有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才是中央或地方财政投入及有关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对象。营利性医疗机构当然是自筹资金、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52] 。第二, 从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来看, 首先, 公立医疗机构配售给患者的药品和消耗性材料的价格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市场零售价(换言之,实际上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医院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总和), 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据说其目的在于“以药养医”); 尽管医疗机构所采购的一定范围的药品的市场价格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以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方式), 但这种控制是为了保证基本医药商品的质价相符, 防止生产或销售企业设定虚高价格 (明显高于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总和的价格即暴利价格) 谋取不适当的高额利润[53]。因此这种政府控制价格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价格有本质的不同, 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即所谓“低价”, 而是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所以, 这种价格控制, 虽然有利于消费者或患者正当利益的保障, 但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性。其次, 基本诊疗服务项目( 比如普通门诊和急诊; 一定范围的检验和手术; 普通病房等一定范围的医疗设施及设备的利用)的价格,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 因而也许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 但具有明显的收益性或营利性( 即所谓创收 )的医保对象外的五花八门的高收费医疗服务( 比如高级专家门诊、特约诊疗卡服务、特需病房、外宾病房等)在较高等级的许多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中早已出现并有扩大的趋势。此外, 在许多医疗机构中, 原本属于护理业务范围内的一部分工作也已经由完全按市场价格向患者收费的护工服务所替代。所以, 被官方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事实上正在愈益广泛地向患者提供没有福利性的甚至完全收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服务。
② 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来看,第一, 加入了基本医保的患者,一般除了必须自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外,还须支付超出其医保限额的医疗费用。他们选择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保对象外的医疗服务,或选择定点医保医疗机构以外的医疗机构（包括营利性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因而完全自付医疗费的情况并不少见。同样是享受医保的患者,其享受医保的程度即自付医疗费占实际医疗费的比例可能不同; 符合特殊条件的一小部分患者,则可能基本上或完全免付远远大于一般医保患者所能免付的范围的医疗费[54]。第二,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 我国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医保制度,不是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比如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而是仅仅以城镇的职工(城镇中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本人为对象的医保制度[55],加入者的人数至今还不满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56]。换言之, 我国城镇的相当数量的居民和农村的所有居民是不能享受基本医保的(即完全自费的或几乎完全自费的)社会群体(除非加入了商业医保,但商业医保不具有福利性)。政府虽然已决定在农村建立由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且不说这一制度才刚刚开始进行个别的试点(更不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设施也不存在),就是全面铺开,它为广大农村居民所可能提供的医疗保障的程度也是极其微薄的[57]。要言之,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强调的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对于我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公立医疗机构的部分诊疗服务的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也许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也只是非常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 并非为了批评现行的医疗福利政策, 而仅仅是为了指出以下两个多样性的存在。第一个多样性是医疗行业或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的多样性。医疗行业既存在福利因素又存在非福利因素, 既存在公益因素又存在营利因素;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福利性,有的医疗服务则没有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较高程度的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只有较低程度的福利性。第二个多样性是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有的患者能够享受较多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只能享受较少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完全不能享受医疗福利; 能够享受医疗福利的患者既有可能选择具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也有可能选择没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享受基本医保的不同患者所享受的医保利益又可能存在种种差别甚至是巨大的差别。据此, 我们应当承认, 支持医疗事故赔偿限制政策的公共福利论无视这两个方面的多样性, 严重脱离了现实, 因而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2) 即使医疗行业所具有的公共福利性能够成为限制福利性医疗服务享受者的医疗事故赔偿请求权的正当理由之一, 现行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 由于没有反映以上笔者所指出的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这一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所以它不仅违反了条例起草者卫生部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而且从公共福利论的观点看, 它又是显失公正和公平的。
① 根据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条例原本应当将患者所接受的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即是否具有福利性, 具有多少程度的福利性)作为确定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之一, 原本应当采取赔偿数额与自费程度成正比•与福利程度成反比的原则,使得自费程度较低的被害人较之自费程度较高的被害人,部分自费的被害人较之完全自费的被害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获得较低比例的赔偿数额。换言之, 使后者能够获得较高比例的赔偿数额。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条例竟然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条例仅将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作为确定具体赔偿金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第49条第1款))。
② 公正性是良好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如果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 从所谓“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与该患者自付的医疗费用应当实现某种程度的等价性”的观点看, 确实还带有那么点“公正性或公平性”的意味的话, 那么, 卫生部在以我国医疗具有公共福利性为事实根据之一设计医疗事故的赔偿制度时, 就应当充分注意患者与医疗服务福利性的关系的多样性, 所设计的赔偿制度就应当能够保证各个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都有可能按照所谓“等价性”原则获得相应数额的赔偿。很可惜, 现行条例的赔偿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一刀切的错误。说的极端一点, 它使得医疗费用自付率百分之百的患者,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只能获得医疗费用自付率几乎接近于零的患者所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
③ 从立法技术论上看, 卫生部的失误在于, 她将医疗服务的福利性这个因案而异•极具多样化和个别化的事实,因而只能在各个案件的处理或裁判时才可能确定的事实,当作她在制定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所依据的事实即所谓“立法事实”(具有一般性或唯一性并且在立法之时能够确定或预见的事实)。卫生部显然没有分清什么样的事实属于立法事实,可以被选择作为立法的依据, 什么样的事实不属于立法事实, 因而不应当被作为立法的依据,只能被选择作为法的实施机关在将法规范适用于特定案件时认定或考虑的事实。混淆二者,是立法上的大忌。如果将后者作为前者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个因素或情节指示法的实施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加以认定或考虑, 那么,制定出来的法就不仅会因其事实根据的不可靠而可能成为脱离实际的有片面性的法, 而且在其适用中可能成为不公正的法。如前所述,为了避免条例制定的赔偿标准在适用中引起明显的不公正后果, 卫生部原本(如果她认为在政策上确实有此必要的话)应当将涉及福利性的问题作为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同医疗事故等级等因素一起,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加以规定。
(3)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相当高度的、相当广泛的、对不同的患者而言相当均等的福利性( 比如达到了日本或一些欧州国家的程度), 以其为据限制医疗事故赔偿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① 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理所当然地受到现行宪法和一系列相关法律的保护。充分保障这一权利, 建立具有适当程度的公共福利性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使每一位居民, 不论其经济能力如何, 都能得到相当质量的必要的医疗服务, 是政府在宪法上的责任。我国医疗行业保留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共福利性，政府从财政上给予医疗事业必要的支持, 应当被理解为是人民权利的要求, 是政府对其宪法责任的履行, 而不应当被看成是政府对人民的恩惠。财政对医疗事业的投入, 并非来自政府自己的腰包, 而是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笔者看来, 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人民的宪法权利和政府的宪法义务这一基本的宪法意识,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看成是政府通过医疗机构的服务对百姓患者实施的恩惠。
② 如果说社会福利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的一个时期内, 曾被仅仅视为国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或恩惠(不是被视为福利享受者的法律上的权利)的话, 那么就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应当被首先理解为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我国只要还坚持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就必须坚持这种理解。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鲜明的社会主义观念,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福利仅仅理解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爱民利民政策。
③ 任何社会福利政策,只有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才可能真正为人民带来切实可靠的福利。笔者在此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是指,不仅福利的提供要有法律保障, 而且在福利的享受者因福利的具体提供者的过错而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也要有充分的法律救济的保障。 否则, 提供福利的法律保障就失去了充分的现实意义, 人民享受的福利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福利。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全面法律保障的观点, 它弱化了法律救济的机能, 使本来就程度很低•范围很窄的医疗福利退化为残缺不全的福利。
④ 治病救人是医疗行业的根本宗旨, 严格遵守医疗规范、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关爱患者、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神圣职责和法定义务(执业医师法第3条,第22条)。患者托付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是他们作为人的最为宝贵的健康和生命的命运。医疗事故恰恰是起因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违规失职, 恰恰是背离了患者的期待和信赖, 恰恰是危害了患者的健康或生命。对性质在总体上如此严重的侵权损害, 如果认为有必要设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的话, 毫无疑问, 至少不应当在范围上小于、在标准上低于其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怎么会如此的“理性”, 理性到无视医疗事故侵权在总体上的严重性质, 理性到搬出诸如医疗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服务的不等价性之类的似是而非的理论( 无论是土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些理论又怎么能够证明限制医疗事故赔偿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呢?
⑤ 政府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设立者和投资者, 应当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承担监督责任, 当这些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时, 应当至少在其投资范围内对医疗事故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尽管未必需要以政府的名义)[58]。以减少政府投资损失, 保证投资效益不受影响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 在客观上否定了(至少是部分否定了)作为设立者和投资者的政府所应当承担的监督责任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医疗事故损害的事实上的赔偿责任。从实际赔偿原则的实施有助于促进政府强化对公立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监督, 从而降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 提高投资效益的观点看, 限制赔偿论,与其说是有利于保障政府投资效益, 还不如说是可能损害这种效益, 损害政府兴办公共医疗事业的宗旨。
⑥ 按照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所有受到国家财政支持或在价格上受到政府控制的因而被认为具有一定公共福利性质的事业( 义务教育或公立教育、消防、公共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等), 在其因业务过错导致利用者人身损害时, 都应当以福利性为由, 以较低的标准限制其赔偿责任；所有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国家行政管理活动( 社会治安、防灾救灾、交通管理、疫情监控等等), 由于担当的行政机关的过错导致人身损害发生或人身损害的扩大时, 都应当以免费服务为由, 免除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责任 )。
(4) 笔者推测, 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的公共福利论也许对我国民法通则,尤其是对其中体现了实际赔偿原则的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的适用范围存在严重的误解。大概在公共福利论看来, 民法通则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只应当适用于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民事活动领域中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其理由也许是, 民法通则的总则将“等价有偿”规定为民事活动的原则之一(第4条), 而总则的规定对各类民事责任的规定具有指导意义, 所以在解释各类民事责任的规定的含意(包括适用范围)时应当以总则规定的等价有偿原则为根据。笔者认为, 这些也许存在的见解是似是而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