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2010年11月25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保护和改善曹娥江生态环境，保障曹娥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绍兴市行政区域内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
本条例所称的曹娥江流域，是指曹娥江干流和支流汇集、流经的新昌县、嵊州市、上虞市、绍兴县和越城区范围内的区域。
镜岭大桥以下的澄潭江及其堤岸每侧一般不少于五十米、嵊州市南津桥到曹娥江大闸的曹娥江干流及其堤岸每侧一般不少于一百米的区域，为曹娥江流域水环境重点保护区。具体范围由绍兴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
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实行流域统一管理和属地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绍兴市人民政府全面负责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新昌县、嵊州市、上虞市、绍兴县、越城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开发区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内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
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利、发展和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林业、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经济贸易、旅游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河流跨界断面水质情况应当定期考核，并作为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应当纳入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市、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护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第五条曹娥江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自觉保护曹娥江流域水环境的意识。对在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曹娥江流域水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举报。
鼓励曹娥江流域内村（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开展水面和河岸保洁等义务劳动；鼓励单位和个人对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事业投资和捐赠。
第六条绍兴市曹娥江保护管理机构行使绍兴市人民政府依法授予的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以及其他有关职权，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
（二）对绍兴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的水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
（三）定期公布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有关信息，对流域水环境保护情况开展调查研 究；
（四）组织建立曹娥江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联动协调机制，协调和督促跨界水污染重大事件的及时处理；
（五）绍兴市人民政府依法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是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管理的基本依据。
编制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和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并与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衔接；
（二）妥善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三）保护沿岸历史文化遗产和河流自然景观。
绍兴市人民政府在通过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前，应当将规划草案提请绍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听取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意见。
第八条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调整经济结构，根据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和应当达到的水质标准，规定禁止或者限制建设的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鼓励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开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排放生产性污染物的工业企业进入经批准设立的工业园区内进行生产和治污，严格控制工业园区外新建工业企业。
第九条曹娥江流域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实施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并根据流域生态保护目标和水环境容量分配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增加其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指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对经过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等措施削减依法核定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指标的排污单位，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在曹娥江流域依法实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有偿使用和转让制度。具体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曹娥江流域县（市、区）交接断面水质应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以上标准，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达到Ⅱ类水质以上标准。
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利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曹娥江流域水质、水量监测，合理设置监测点位，建设水质、水量自动监测系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监测结果定期报送绍兴市曹娥江保护管理机构。
第十一条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建立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按级向社会公布。
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情况的监督，对排污情况实行动态跟踪分析，建立节能减排预警制度和企业负责人约谈制度，对超标排放的单位及时警示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十二条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主体功能区定位和生态环境功能达标要求，建立健全乡（镇）、街道考核评价制度，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内容。水环境保护目标考核不合格的，县级人民政府暂停审批该乡（镇）、街道排放水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目，取消或者减少该乡（镇）、街道的生态补偿并限期整治。
第十三条曹娥江流域水环境重点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向水体或者岸坡倾倒、抛撒、堆放、排放、掩埋工业废物、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动物尸体、泥浆等废弃物；
（二）新建、扩建排放生产性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目；
（三）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四）新建、扩建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偷排污染物；
（五）在河道内洗砂、种植农作物、进行投饵式水产养殖;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曹娥江流域水环境重点保护区内已建成的化工、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印染、电镀、造纸等工业类重污染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转型改造或者关闭、搬迁；其他排放水污染物的工业企业限期纳管。已建的排污口应当限期整治。已建成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应当限期搬迁或者关闭。
曹娥江流域内其他区域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应当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物和污水处理设施，经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申领《排污许可证》，并达标排放。流域内其他区域的河道设置、扩大排污口应当严格控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得水利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四条曹娥江流域内可能对水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其工程监理应当包含环境监理内容，监理机构应当定期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环境监理情况。
第十五条单位或者个人依法将场所、设施、设备租赁或者承包给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租赁、承包协议中约定污染防治义务。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出租、发包方应当承担污染防治的连带责任。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为产生严重水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场所或者设施、设备。
第十六条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严格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规划，通过财政预算和社会资金投入等渠道筹集资金，统筹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完善城镇污水处理配套管网。
城镇规划区内的单位新建住宅、商业用房等的生活污水管网应当纳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污水管网应当按照雨污分流要求进行规划建设。未按照规定要求建设的，不得交付使用。已建区域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标准限期改造。
第十七条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应当配套建设脱氮除磷设施、污泥处理处置设施，保证尾水达标排放、污泥无害化处置或者综合利用。
排污单位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应当做到达标排放；城镇污水管网运营单位或者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发现排污单位超过纳管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可以关闭其纳管设备、阀门；因超标排放造成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损坏无法运行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曹娥江流域发展农业生产应当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农药，组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施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鼓励支持使用有机肥和采取非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以及进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削减和控制污染物进入水体。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第十九条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统筹安排项目和资金，并按照乡规划和村庄规划，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各行政村应当在本条例实施后五年内实现生活污水按规定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并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第二十条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曹娥江沿江水闸的管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防汛抗旱期间，水闸运行应当服从绍兴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
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沿江闸前水质监测，及时通报水质情况；发现水质受到污染的，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并发出警示。
第二十一条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船舶污染的监管。曹娥江流域水环境重点保护区内的码头，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含油污水、垃圾等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与处理设施。
第二十二条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水利、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曹娥江流域内河道、航道组织疏浚、清障，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组织疏浚、清障：
（一）有效行洪断面或者蓄水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二）因淤积导致河道水位小于最低通航水深要求的；
（三）河道淤积物污染严重，影响水体自净能力的；
（四）有其他应当进行疏浚、清障情形的。
第二十三条曹娥江流域河道采砂实行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属地管理原则。
曹娥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由绍兴市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会同国土资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和绍兴市曹娥江保护管理机构共同编制，经征求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的意见，报绍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曹娥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应当划定禁采区、限采区、可采区，规定禁采期、限采期、可采期、水质浑浊度控制指标、年度采砂控制总量、采砂船只控制数量等内容。
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根据曹娥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实施方案，报绍兴市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在曹娥江流域河道采砂的，应当依法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
河道采砂许可权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
河道采砂应当同时遵守矿产资源、航道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河道采砂应当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作业方式进行，不得破坏河床、河岸、航道及生态环境。
采砂、轧砂、洗砂废水排放应当符合核定的水质浑浊度控制指标。
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采砂单位或者个人负责恢复废弃作业场所的地貌和植被。
第二十六条开发利用曹娥江流域水资源应当符合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区域规划。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曹娥江流域新建、扩建蓄水、取水工程；已建的蓄水工程应当在保证防汛、抗旱的前提下，确定水库最小下泄流量，保持曹娥江干流各区段和支流的合理流量，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第二十七条曹娥江流域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实施水环境生态修复和治理工程，严格保护河流自然景观和沿岸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曹娥江风光带，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
经依法批准在曹娥江流域开展旅游观光和家庭餐饮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垃圾收集容器、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或者将污水纳管。
第二十八条曹娥江流域的干流、支流两岸及源头区一定范围内的林地，应当划为生态公益林并按照省有关规定审批。绍兴市及流域有关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利用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对曹娥江流域上游地区和饮用水源保护区，根据生态功能保护及环境质量改善情况实行生态保护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补偿办法按照省和绍兴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金融机构应当将曹娥江流域内的企业环境保护情况作为授信条件，对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优先给予授信支持，对有污染行为的企业严格控制贷款，对限制和淘汰类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供有关信息。
企业重点水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或者不能达到总量控制要求的，不得通过上市核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引导水污染事故易发的区域和企业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第三十一条建立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制度。
曹娥江流域水质和水量状况、企业超标排放和违法行为查处、重大水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排污权交易及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实施进展、有关主管部门和地区的水环境保护工作考核结果等信息，由绍兴市曹娥江保护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在门户网站或者通过其他公共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新建、扩建排放生产性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目或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新建、扩建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偷排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在河道内种植农作物、进行投饵式水产养殖的，分别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渔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生产经营活动会产生严重水污染，仍然提供场所或者设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曹娥江流域河道采砂、轧砂、洗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被损地貌和植被，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非法采砂船舶。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在曹娥江流域水环境重点保护区河道内洗砂的，按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作业方式进行采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采砂、轧砂、洗砂作业时超过核定的水质浑浊度控制指标排放废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或者停产整治。责令限期治理期间实行限产限排；逾期仍不达标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三十七条曹娥江流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未依法履行曹娥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或者引起群体性事件的，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鉴湖水系的水环境保护，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适用《浙江省鉴湖水域保护条例》。
绍兴市行政区域外的曹娥江源头水环境保护工作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研究
李 长 健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破解我国“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承载着巨大社会责任的新型合作组织。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基础是：“穷人联合”的经济学基础，平衡协调利益、平衡公平与效率、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法学基础。其责任主体有自身的特点，其承担社会责任具体表现是：对职工的最密切责任、对消费者的最普遍责任、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最直接责任、对社会的最重要责任。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社会责任 法学基础 责任主体 弱势群体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立法活动的推进，伴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勃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市场主体的建设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并将逐步成为农村市场主体的主体力量。它较好地解决了户营经济走向市场问题，成为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重要组织体，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破解“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中存在很多契合点，需要我们加以明辨、利用和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组织作用，从而使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更加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适应性。
一、必要的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再认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1] 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2] 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3] 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4]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5] 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6] 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7] 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8] 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 A• 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 F• 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 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10] 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11] 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 B· 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13] 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14]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15] 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 Society of Equitalle 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 “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 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8] 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19]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20] 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21] 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22] 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23] 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24] 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反社会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区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忽视了社区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感到“唇亡齿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社区所尽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经济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如赞助社区公益设施建设等，为提高社区福利作贡献；（2）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社区居民，为提高社区的就业率、稳定社区秩序作贡献；（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形成积极多彩的社区文化而作出努力；（4）参与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争做遵守法律的社区模范。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断充实、发展着的问题。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更应考量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