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
任留存
[内容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虽然我国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相当程度的存在。刑讯逼供不仅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也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权威受损。鉴于此，探讨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就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原因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思想、制度、经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笔者以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
1．刑讯逼供在中国古来有之。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非其主动承认）。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
2．封建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当时的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惩罚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则没有丝毫的权力可言。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体制大多是学习的德国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目的则是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因此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更加偏向惩罚犯罪。在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刑讯逼供是不可避免的。
3．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纠问式诉讼中，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集于法官一身的，且不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对刑事诉讼的开始和推进不取决于被害人和被告人任何一方，在此过程中法官才是积极作为的推动者。这种诉讼制度决定了有罪推定的必然性。因为不可能使同一个法官在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既支持控诉又在审判时否定其控诉。我国现阶段虽然实行的是控审分离的诉讼制度，但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却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当讯问进行的不顺利时，怀着对犯罪嫌疑人的痛恨和犯罪分子不打不招的心态，便实施了刑讯。
二．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不完善，部分法律制度欠缺。
1．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被确定有罪”，但这只能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况且，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依他们的观点说，我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
2．无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这仅说明我国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肯定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物证、书证的证明效力的，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当然笔者亦不赞成完全否定此间接证据的效力，但应视具体的情节而定，这点将在下面的对策中具体谈到。
3．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本身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与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合理的制衡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此侦查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指出，“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即时通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然而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出现的，而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这些都属事后监督，对其就存在一个证明问题。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依然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存在一个举证难的问题。以上是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讨论，那么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又应由谁来监督呢？我国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4．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 承担。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三．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表现在侦查活动中即为设备的陈旧。
1．经济落后，司法投入少，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犯罪也越来越向着智能化、隐蔽化发展。虽然我国也已多次应用高科技手段来破获案件，但总体来说设备的更新速度远远不能适应侦破案件的需要。设备的陈旧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
2．部分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也是造成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部分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受到坏人该打，不打不老实；让犯罪嫌疑人皮肉吃点苦，只要不打伤，不打坏，不闹出人命就没关系等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滥用侦查权力。在他们看来“痛苦就是真相的使金石，在不幸者的皮肉中蕴藏着经验真相的尺度”。然而当真相无法从一个平静人的语气、姿态和神色中察觉出来的话，那么，一旦痛苦的痉挛改变了他的面目表情时，真相就更难流露出来了。然而此时那些侦查人员也许会反驳到：“可是从我们办案的经验看，被讯问者也大多就是要找的罪犯，既然错案无法避免，那么应该说在现阶段，刑讯逼供仍然是破案的有效途径。”诚然，我不得不承认刑讯逼供是破案的有效途径，但你有没有想过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是预防犯罪！即既预防其他人不要犯罪，也预防犯罪人不再犯罪。这种预防是通过刑罚的威慑来实现的。同时这种威慑又是通过不让任何显露的犯罪逍遥法外，而不是去揭露谁犯有湮没无闻的罪行来实现的。当恶果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之后，只是为了不是他人产生犯罪不受惩罚的幻想，才能由政治社会对之科以刑罚。请注意，一个没有确定有罪还是无罪的人，尽管当时因证据不足而按无罪处理，但一旦有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确实犯罪时，只要还在诉讼时效内，他就仍然会被科处刑罚。
刑讯逼供的存在模糊了罪与非罪者的外部差异，有违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审判时的翻供，以致调查取证的反复进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刑讯逼供的存在，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司法机关的形象、权威受损；刑讯逼供的存在，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
鉴于刑讯逼供的诸多弊端，遏制刑讯逼供已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遏制刑讯逼供。
1．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取代以积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思想，努
力提高个人的法律意识。一方面它要求握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努力正确把握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刑疑从轻原则；另一方面，也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量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包括尽早的聘请律师，平时多留意相关法律法规等。
2．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确实保证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应将其与其他一般人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是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会议》第14条第3款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自己有罪。”但同时，我国刑诉法93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其98条第1款也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沉默权。建议我国法律在明确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同时，也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次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将其明确在刑诉法中，并明确不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具体包括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无条件排除和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法律效力的评断。主要评断标准是A.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程度B. .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对证据证明效力的影响程度C.非法证据的可弥补力度D.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和是否具有重复采集的可能。具体的评断标准就需要法官来评判了，即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应严格限制法官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以防止控审关系接近化。
赋予律师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时的在场权，是弥补侦查监督体制漏洞最好的方法。美国六十年代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创立了先例：律师有权亲自来到警察局讯问嫌疑人的现场，如果警察剥夺这一权利，那么，嫌疑人单独作的供述就失去了证明力。法国刑诉法第118条第1款规定，“对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进行询问或对质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或传唤他们，但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要辩护人在场的除外。”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刑诉法第170条第1款规定，“行为本身及其以后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日本刑诉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在场。”同时，在2004年日本的刑诉法修订案中，为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其在侦查阶段没有委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为其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活动作必要的限制也是防止侦查权力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的合理方法。具体措施有明确讯问所应具备的条件、侦押分离、侦讯分离、限时讯问、禁止夜间讯问、对讯问的全程录音、录像等。现仅对较难理解的侦押分离、侦讯分离做一下解释。
侦押分离即将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分离，为不破坏现有的侦、控、审三方格局，可将看守所划归法院管辖。其职责仅为暂时看守犯罪嫌疑人，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不被刑讯逼供的义务，并有维护犯罪嫌疑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义务。
侦讯分离即在不改变现有司法机关结构的前提下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移出公安机关。现在比较可行的是在看守所集中提讯，还可人为设置屏障将讯问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
最后，应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关于我国现行的刑讯案的举证方式的弊端已在原因中阐明，在此不再赘述，仅讲一下被控方举证的可行性。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其被控有违法行为时，其有义务举证，这也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时全程录音和录像的实施。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控者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未对控告者实施刑讯逼供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足以让检察机关或法院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即推定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样才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3．增加司法投入，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为更好的解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间的矛盾，增加司法投入，运用科技的力量来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性是唯一可行方法。在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培养一批批精通科技的侦查人员，使侦查机关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保证实体合法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书目
1．《刑事诉讼的构造》，作者李心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论犯罪与刑罚》，作者切萨雷．贝卡里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徐州市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
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42号
《徐州市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已由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8月31日制定，经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06年11月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2006年12月1日
徐州市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2006年8月31日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制定 2006年11月30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而制定规范性文件或者针对特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对所属工作机构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指导、处理的活动。
行政监察、审计机关从事的监督活动，依照有关监察、审计的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以下简称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负责本系统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其所属的法制工作机构（以下简称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系统的行政执法监督具体工作。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加强法制工作机构建设，配备与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人员，并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方可从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一）从事法制工作；
（二）取得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历，或者取得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三）经培训合格，取得行政执法监督证。
第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行使下列监督权：
（一）制止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实施的违法执法行为；
（二）受所在单位的指派，对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
（三）督促行政执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
（四）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者意见。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聘请行政执法特邀监督员，并明确特邀监督员的监督职责。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事前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是否合法、适当的意见。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事前应当由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是否合法、适当的意见。
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报送有权机关备案审查。
规范性文件被依法撤销、变更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应当及时公布撤销、变更决定。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通过媒体及时公开发布。未经公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强制、重大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决定前，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是否合法、适当的意见。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作出行政强制、重大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决定前，应当由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是否合法、适当的意见。
重大行政处罚应当依法报送有权机关备案审查。
第十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职责范围、执法依据、执法责任、执法程序、办事条件、办事时限、监督和投诉途径等内容，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栏等便于公众知晓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在施行一年后，主要负责执行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于次年一月份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上一年度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情况，向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送行政执法统计结果及分析材料。
第十三条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对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年度评议考核。年度评议考核结果，由本级人民政府通报并按评议考核的规定予以奖惩。
评议考核的具体规定，由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部门因行政执法权限、执法依据等发生争议的，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可以进行协调。协调不成或者无权处理的，由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权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对举报、投诉和控告比较集中的行政执法事项，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可以组织专项检查。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认为举报、投诉和控告事项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告知政府法制工作机构。
第十六条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者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可以查阅有关行政执法案卷和材料；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可以委托鉴定、评估、检测、勘验，组织有关机构、专家论证和咨询，组织公开听证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推诿、拒绝。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第十七条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对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时，可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有关单位应当执行。对拒不执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的单位，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提出限期改正的意见，逾期不改正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变更、撤销：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五）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第十九条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通知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予以通报，并建议有权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执法部门行政不作为或者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已被受理的，按照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一条 未取得行政执法人员资格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由有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责令纠正，并建议有权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未按照要求建立和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等相关制度的，由政府法制工作机构通知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并建议有权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暂扣其行政执法证件，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等处理；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其所在的行政执法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刑事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二）失职、越权或者滥用职权的；
（三）对举报、投诉和控告者打击报复的；
（四）拒绝、阻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
有前款情形之一，有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发现的，应当暂扣其行政执法证件，同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行政执法部门，建议并监督该部门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构成刑事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对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处理决定不服向其提出复查申请的，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处理决定。原处理决定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六条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利用行政执法监督职权谋取私利的；
（三）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二十七条 设立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行垂直领导或者国家及省直属单位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接受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 月 1日起施行。
